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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研究學人 鍾樂偉（盧翊銘攝） |
年初三赤口，金正恩以一記核試來跟大家開年；香港市民大眾嘻笑以待，「北韓又發癲喇喎！」鍾樂偉不這樣想，「外間的人當佢係癡線佬，其實只係你睇唔通佢諗乜。
北韓做任何事，背後有考慮有計算；一個咁弱的國家，能夠令到全世界買佢怕的美國都有所顧忌，是有點成就的。」
韓國軟文化 包裝呃鰦你
從流行文化切入社會政治觀察，寫日本的有吳偉明、湯禎兆，寫中國的有李照興，韓國這一塊，我開始記住了鍾樂偉這名字。在萬眾追捧韓劇、少女時代、甚至《我們最幸福》都登上暢銷書榜的年頭，香港的大學裏仍未有韓國研究的專門學系。原本讀政治的鍾樂偉帶點拓荒者的心情一頭栽進這領域，常常撰文解讀韓國現象，在全城訕笑肥叔PSY舞步騎呢的時候，他分析江南風格所指何事；農心辛辣麵出事，他借機書寫這國家的即食麵文化歷史；還有金正恩手頭的HTC手機、南韓的廁所革命，生活化中見深度，「是有種使命感，真的想擴闊香港人去認識韓國的不同面向。香港好多人學韓文，好熟韓國影視音樂，好鍾意去韓國旅行，但有無興趣再知多些？」
跟大部分港人一樣，鍾樂偉對韓國的興趣源於其文化產品；正式鑽研下去，又在韓國生活過後他發現，那些叫人驚艷的文化創意和科技成就，只是最外層的花紙。「韓國政府好識包裝自己，令你覺得韓流好漂亮、好勁，社會好繁榮發達，但這只是其中一面，裏頭包着的保守腐化，有時爛得令人難以置信。你去旅行時只見到表面，內裏的腐爛你唔知，佢哋亦唔敢改變，因為要改變就要拆開張花紙，而韓國人是最重視外面人點睇佢的一個民族。」
南韓獨裁者叫Samsung
人們對北韓冷嘲熱諷，對南韓趨之若鶩，實則南韓某程度上跟北韓一樣獨裁，只是花紙包得比較靚。北韓的獨裁者叫金正恩，南韓的，叫Samsung。Galaxy手機好好用，「但香港人唔知道，每買一部，你花的錢都讓他們去進行貪污和政治游說。Samsung愈大，韓國社會愈單一」。
凌駕政府 對付異己如黑幫
在南韓遭到媒體封殺的《三星內幕》，中譯本上月出版，揭露這全國最大財閥，如何每年花百億計金錢收買政治人物和執法者，換取對其有利的政策和逃稅，甚至在會長李健熙被定罪後，總統李明博也可以「為了整體國家利益」給予特赦；南韓最主流的三份報紙都由三星贊助，對其惡行噤若寒蟬，巨大的財富令其勢力凌駕政府之上，無論換了哪個總統上台，三星都能籠絡和加以控制，「政府也會換屆，但三星總裁是幾代相傳，佢其實是一個帝國，
父傳子子傳孫，已經到第三代，跟北韓一樣封建。佢對付異己的手法，跟黑社會無分別，這本書的作者不斷被人恐嚇，安全受威脅，而對其他人佢就不斷用『掩口費』收買。」
拚命讀拚命做 應酬不能拒 有假不敢請
今日韓國年輕一代，在學時期除了吃飯睡覺就是拚命讀書，子女補習費成為韓國家庭的主要開支，但只有一半大學畢業生能實際能找到工作；投身社會後，待遇不公平不敢講，交際應酬不能拒絕，有假也不敢請，害怕被炒後無法再找到工作。韓國的自殺率在先進國家裏是第一名，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絕望，但無法動搖這制度，「好難反抗，財閥的體制已經大到所有人都是持份者。這次大選好多年輕人話要『經濟民主化』，大家都知道壟斷得太恐怖，但數十年來習慣了由財閥牽頭的發展模式，不知道推倒之後可以向咩方向發展，尤其『五十世代』，投票率高達九成，當中六成多支持朴槿惠，其父朴正熙就是當年扶植財閥的人嘛，朴的兄姊、妹夫全是財閥企業的總裁和關係密切人士，你好難想像佢會改變這體系。
科技似突破 文化仍保守
所以南韓的民主愈來愈變得虛有其表，社會經濟運作，企業、政府文化和做事方式，跟數十年前一樣，佢哋覺得這是國家的奠基石，唔敢推倒佢，雖然科技上好似好突破，但文化、身分價值上佢係好保守，不願變，我覺得這國家的人其實同北韓、內地無大分別的。」
握緊舊制度不願改變，源於害怕，「南北韓一樣，都有種好強烈的不安感。」鍾樂偉說起，自己對韓國產生興趣，約在九八、九九年間的第一波韓流，那是《我的野蠻女友》年代，之後就常看韓國電影；○二年剛進大學，日韓主辦世界盃，本身是球迷又沒時差，自然日日追看，「每次見到韓國隊比賽，全場人瘋狂吶喊，我覺得好amazing，點解佢哋會咁投入？佢哋的國歌就直接叫做『愛國歌』，點解佢哋會咁愛自己國家呢？我開始探索韓國歷史，才發現，過往百年間，韓國有一段很悲壯的民族經歷，每次以為有機會當家作主時，都會突然跌入一個很差的局面。明明只是中日打仗，中國輸了，卻是韓國變成殖民地，飽受壓迫；到二戰後日本帝國崩潰，以為可以獨立，又突然要南北分裂打內戰，其實無人想打仗的嘛，若不是美國和蘇聯背後角力，南北韓其時已經統一了。然後幾十年的分裂，兩地人民不能接觸交流，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南韓獨立後有股好強的向心力，佢知道這國家是好辛苦才建立的。而且朝鮮半島太外向形了，被中日、俄羅斯和美國勢力包圍，是好不安的。」
贏了速度 輸了人性
面對不安感，北韓追求國家強大，而他們對「強大」的定義是有多能夠威脅其他人，於是不斷以軍備武力挑釁別國、對內對外證明自己；南韓也是不斷要對人證明自己的國家，只是不取武力，而是瘋狂追逐經濟發展。「韓戰後國家一片頹垣敗瓦，深怕落後於國際形勢就會再被佔領和破壞，所以要盡最大努力在最短時間內趕上這差距。南韓在短短二十年間由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到現在金融繁盛，那種速度是驚人的。外國人經常用『（見圖1）』（音：Balli
Balli）這詞彙來形容南韓，意思就是『快點快點！』你見Samsung不斷出電話，為要鬥贏美國，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invention有幾強，而是快，一兩年間從Note 1變2、Galaxy S1變3，要在速度上贏對方，不斷追趕國際潮流。但在這種速度至上的發展過程中，放棄晒各種人性和價值，暗瓦底好多社會問題無處理到，只要短期滿足，所以它是整容大國。你要在短時間內提升自信，最方便的就是變靚鱓，
抽脂、隆胸、整容，至於十年後會唔會走晒樣，佢唔關心。社會衡量一個人的方式也是很門面的，這方面好似內地，好重視在外人面前能展示幾多財富，著名牌、開靚車，將人生的價值建基於這堆物質。太講求生產力和物質生活，就不會用人性角度去感受他人，於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疏離，覺得所有事都要獨自面對，心靈嚴重脆弱。」
看北韓 要翻牆
在社會日益講求實際、自利的時候，南北韓統一便愈趨不可能，「人們已不願為一個『統一』的理想而犧牲，當你考慮到雙方經濟差距咁大，統一就意味南韓要付出代價去縮窄跟北韓的差距。南韓年輕人會覺得，我自己份工都未搞掂，點去救濟北韓人？」鍾樂偉直言對南北韓統一不抱任何樂觀想像，直到今天，南韓的國家安全法仍然生效，不可接觸北韓資訊和見北韓人，在南韓搜尋北韓的資料、想看勞動新聞和朝鮮中央通訊社等網站，會被封鎖，跟大陸的「敏感詞」一樣要翻牆才能瀏覽；早前有南韓年輕人在twitter上表示支持金正恩，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而判監，「政府覺得韓戰只是停戰，並未結束，在極度緊張的情下唔應該講這些說話」。主張跟北韓對話合作、緩和局勢的人士會被指摘為親共、不愛國，保守派總統再次上台，兩韓人民合作的可能性幾近斷絕，「如果你打算統一， 無理由阻止兩國人民接觸的，中台都有來往啦。封鎖得愈耐，雙方誤解亦會愈深。而且因內戰分開的家庭，有些人已七八十歲，連親人最後一面都見不到，這些是應該凌駕於政治之上的人道考慮；但在南北韓之間，一切都是政治的。韓國人為何經常咁悲情，就是這國土上太多身不由己的事了。」
研究北南韓 易「踩地雷」
身處和平的香港，這種政治軍事的緊張關係對一般人來說非常陌生，但原來也沒想像中遙遠。鍾樂偉在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讀碩士，本想研究中國北韓關係，不料研究計劃書寫好了，來自北京學術界的朋友說這題目敏感，建議不要做，中大的老師也說曾經有舊生做中朝研究（編按﹕1988年的碩士生徐澤榮），被內地以泄露國家機密重判十三年監禁，鍾唯有改為研究歐洲援助組織對北韓的工作，現在澳洲悉尼大學的博士論文則關於北韓因素對歷屆南韓大選的影響。
盼設基地 支援「脫北者」
這些年來多次到南北韓做研究和短住，因着興趣和友儕網絡，親身接觸到幾名「脫北者」，面對面傾談的震撼力不是看書和紀錄片可比，「佢會講好多個人的、家庭的事情，感受佢當時的想法，你會諗，為何北韓要這樣對待自己的國民呢？」脫北者千辛萬苦離開，過境時固然兇險，到中國後可能被逮解回國勞改，或被蛇頭販賣，要賣淫和打黑工籌錢；就算成功持假護照上飛機抵達南韓，求得政治庇護，往後的生活仍面對連串適應問題、甚至被假扮脫北者的北韓間諜追殺，終身沒法逃離極權陰影。「認識了朋友的機構，基地在美加，透過義賣籌錢收買北韓邊境哨兵、安排蛇頭救北韓人出來，去年救了四十個北韓人，是歷來最少的，因為金正恩上台後獱得很緊。我在想幫他們在香港也設一個基地做這件事，既然香港人都咁有興趣睇《我們最幸福》，或者可以搞些文化活動籌錢，幫當地人離開這個地方。不過自己能量有限，要找一群人幫手，同埋我會有少少危機囉，北韓在香港都有領事館，可能搵人郁我，大陸亦都唔鍾意，好多在中國救人的南韓教會和NGO都被大陸政府blacklist，但佢哋都不斷搬竇，在極大的困難下繼續。」
既有危險，我問他這計劃是否適宜寫出來？鍾樂偉很豁然，「其實我無所謂的，反正都幾乎肯定會去做。這次核試後我對北韓的心態又不同了，國際社會只會加強經濟制裁北韓，人民生活只會愈來愈差，對這個政權我會理解，但不諒解，正常渠道已經幫不到，我們可以做的，只有拯救更多人出來。」
向上流，no way
一個財閥能如此坐大，是整個社會的共業。韓國人成功地營造出朝氣勃勃的形象，但內裏極度保守，社會處處講關係、階級、輩份，「在韓國，你高中時的成績已決定你將來一生會怎樣。主流的大公司，即財閥如三星、LG、現代，在三間名牌大學（首爾、高麗和延世大學，以其英文名的首個字母合稱『SKY』）有直接對口的學系去合作，若部門裏一直是某間大學的畢業生，佢會繼續請返同一學系的學生。好的大學、好的學系，學生未畢業已經收到聘書，在財閥公司工作，薪金可以是一般中小企的三倍，然後你在這些公司裏不斷晉升，收入差距跟一般人愈來愈大。韓國青年基本上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高中時一試定生死，入不到大學裏那個精英圈子，很難再向上流。而本身家底好、有錢補習的，當然更有機會在考試做得好，你的家族就永遠都在富裕階層，愈來愈少窮學生可以捱出頭來。」
係長輩就唔可以投訴
青年人的桎梏還遍佈日常生活中，鍾說起在南韓的第一次culture shock，「佢哋傳統的晚餐聚會是下午五點開始吃第一餐，飲完第一輪酒，八點左右轉場吃第二餐，十點又轉第三場，飲到半夜兩、三點，就算第二朝八點返工都係咁。有次同行有個女學生，轉到第三場時已經半夜，佢話住得太遠想返屋企，點知席上有個長輩突然發難話唔畀，個女仔要解釋好耐先走到，我以為事情解決啦，點知佢離開後要再打返電話跟那長輩繼續沙軲，後來我同佢講話我唔明，出來玩何必勉強，個女仔話唔係鮁，我怕得罪佢嘛。有長輩在場，你走先，佢覺得你唔尊重佢感受；長輩倒酒畀你，你唔鍾意都要飲。我試過問朋友，某教授教書好唔好，佢話ok，我話佢成日玩咁夜唔會有影響咩？佢話都會鮁，有時上堂遲了兩個鐘先到，但學生坐定定等佢，無人會投訴，佢哋覺得係長輩就唔可以投訴。這些我們覺得好咸豐年代的思想，對佢哋來說是入骨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