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4日星期四

呂大樂﹕深層次矛盾 終於浮上表面了




一切以行政手段來打擊水貨活動及限制奶粉出口都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這一點路人皆見,毋須多作討論。值得討論的是,怎樣才是治本之道?問題的本質又是什麼?而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去正面面對問題的本質?這才是我們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因內地需求甚殷而造成本地奶粉供應緊張,並不是一個新問題,而問題的成因也不在於水貨活動。翻查一下本地報章的報道,不難發覺這其實已是同一個問題的第三、第四波了。而年近歲晚,零售點及本地奶粉用家對搶購奶粉已早有準備;不過在有備而戰的情況之下,而依然發生了媒體所報道的各種問題與混亂的情,那才是問題所在。我們亦可從這一點而知道,各種表面徵兆背後的宏觀因素,正在逐步改變香港社會經濟的生態環境。

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內地自由行旅遊所帶來的問題,而問題在於其規模實在龐大(2012年的數字接近3500萬人次),令本地相關服務及設施無法承受這股人流及其附帶的各種需求。這種說法不能說是錯誤,但只交代了事情的一半,遺下更重要的後半部未有討論。

內地購買力超越構思的中港關係

的確,表面看來,問題是跟內地自由行有覑密切的關係。今時今日,自由行以平均每日9萬多人次的數量,在市內各大消費熱點之間穿來插去,對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構成滋擾。但將焦點鎖定於自由行的那種說法的不足之處,是論者以為只要在自由行在數量方面調整一下,問題的嚴重性便會相應地減低,相關的社會矛盾亦會隨之而調和或化解。不過,他們似乎忘記了一點,這就是內地人口進出香港之所以表現為自由行,主要是因為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限制了中港兩地人流的表現方式。在那近年每年以超過20%的增長速度增加的自由行數目的背後,是國家與區域層面融合過程所發揮的影響力。現實的情況是內地的購買力超越了原來一國兩制所構思的中港關係。九七前那種主要是港人北上進入內地的單向流動,在轉為雙向之後,已改變為由南下的龐大人流發揮覑支配的作用。如果不是擁有作為特區的特殊性及其對人流的某種限制(例如不可自由入境居住),香港基本上已完全被納入為廣州、東莞、深圳一帶居民的一至兩小時的生活圈。

當年構思一國兩制之時,根本沒有考慮過中港兩地出現融合時所可能產生的矛盾與問題。事實上,融合兩字基本上就不在議程之列──香港方面對回歸缺乏信心,主要的考慮在於如何保持相對地隔離於內地的制度;而對北京來說,他們也不想見到來自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對其社會、經濟、文化造成太大衝擊。所謂一國兩制是社會主義中國容許香港繼續以資本主義經濟及原來的生活方式運作下去,兩種不同的經濟及社會制度保持隔離。而在政治層面上,則香港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時假設只要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不受干擾,而北京也不作出不合理的政治干預,那就一定可以馬照跑、舞照跳。在這種理解與想像之中,兩個制度就像兩件板塊一樣,邊界分別,而兩者之間並沒有頻繁的經濟、文化活動及人口的流動。明顯地,在過去20多年內,中港兩地之間的聯繫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在晚近10年,其轉變之規模及速度,更是遠超於原來設計的假設。以前沒有考慮的國家及區域融合,當前成為了最大的問題。

面對中港融合,究竟北京是樂見其成,還是另有想法,我不打算在這裏多作猜測。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政治議程,其考慮點不需要跟香港的完全一致(例如:以今天內地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對消閒、消費愈來愈高要求的情況下,很難想像中央政府希望嚴控他們流動及外出旅遊的自由)。將限制來港自由行的訴求放到國家政策層次來看,那未必是中央樂於用力出手處理的問題。

港對限制自由行非意見全一致

同樣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內部對於限制自由行亦未見得意見完全一致。一方面,自由行對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滋擾,這是事實。但另一方面,不能否認,自由行帶來經濟效益。據官方統計資料(但須注意,旅遊業的經濟效益的數字,是一種估算,而同時政府統計處所提供的數字,不同報告之間亦有出入),入境旅遊的增加價值由2001年的204億港元,上升至2010年的592億港元,而於同一時期之內,就業人數由8萬人增加至19萬人(參考政府統計處有關香港經濟4個主要行業的統計數字)。上述入境旅遊的統計對象不限於自由行,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不少人因大量自由行遊客湧現而生活質素下降之時,同樣有很多人受惠於這些觀光遊客所帶來的各種經濟活動。一些分析員曾指出,20002009年間新增職位之中,約28%來自旅遊業。本地旅遊業及相關的服務大部分均屬於勞動密集的經濟部門,而它們的工種亦不少是低工資、長工時,整個行業不會給人一種印象,覺得它應是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主力。可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它對解決就業有相當顯著的效果。同時,對很多沒有高學歷的僱員來說,在業內努力工作,可為他們提供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直接的說,當旅遊業興旺的時候,它的經濟效益很實在。

香港恐慢慢被周邊城市居民包圍了

究竟應該如何處理自由行(例如徵收離境稅的建議),這是技術性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珠三角的城市居民已有條件將香港納入他們的二至三小時的生活圈。過去香港自恃為全球碶市及國際金融中心,在城市的級別上明顯地高於內地的城市。我們未有認真思考的是,一個城市擁有多種功能和活動,各有不同的尺度。今天,香港社會要面對的現實是,儘管某些方面尚可保持優勢,但作為一個消費點,則恐怕它慢慢已被周邊城市的居民所包圍了。

因水貨客、自由行所引起的社會關注,其實打開了埋藏於香港社會底下一層又一層的矛盾和問題。在水貨客下面的那一層是自由行,而自由行的下一層是區域融合,區域融合的下一層是香港的重新定位與長期發展方向,……最終的一層推至一國兩制本身的矛盾。現在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所要面對的議題,關乎整個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轉變。

如無意外,這個特區政府會將焦點放在自由行的數量之上,以為調校一下便可以消解民怨。他們大概不會想到,愈遲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那香港人對生態環境的轉變更會覺得是一種威脅,認為政府對矛盾視而不見,無法為香港社會提供更好(或防止變得更差)的未來。所謂深層次矛盾,終於浮上表面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