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教授接受《明報》訪問，惹來網民非議，令人納悶。
《明報》標題是《丘成桐批學生重抗爭輕學業》。細看全文，丘老並無否定抗爭的社會意義，他說：「關心時事固然是好的，但我認為作為一名學生，沒有任何事比學習更重要。」
可是，像《主場新聞》的某些網上言論，馬上上綱上線，彷彿把丘老的話定性為建制代表，要貶低、打壓青年學生的抗爭權利云云。
抗爭與學業不是二元對立，但是教師要學生先讀好書，跟醫生叫病人工作之餘要注重身體一樣，錯在哪裏？
最近，我聽到有唸哲學的大學生要轉系，因為覺得大學教的東西對社會的逼切問題無幫助。如果是這樣，就像從前抗戰青年投筆從戎一樣，熱情可嘉。至於留下來的，既然在學校，享受社會有限資源補貼的高等教育，那麼不論為己為人，都應該以學習為第一，那麼將來的抗爭才會有水平、有力量。
勇於責人疏於責己
不過，香港會關心時事、獨立抗爭的青年應該還是比較會讀書的，完全不讀書的，恐怕更多，而丘老的話，就正正點出了這個現象，傷害了年輕人的感情。現實是，目前受納稅人資助的大學裏最盛行的風氣，是hea（無所用心）。數年前，有學生問他的導師：「其實大學能不能hea讀呢？」導師無奈，應道：「當然可以，你甚至可以選擇在這裏做一塊石頭、一棵草、一株樹，都行。」我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否聽的懂。
原諒我不客氣吧！現在香港年輕學生的典型文化，便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幾年前，我在科技大學教寫英語報告，發現同學們文法多有錯漏，便在課堂上把大家常犯的錯處拿出來討論。結果，有同學事後在校方的評估問卷中，批評我在文法上浪費時間，「too serious,
failed to arise any interests」（對，沒錯，他寫的是arise）。這種事真是屢見不鮮。
有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員跟我說，很多學生寫信文理不通，平常你指導他們沒興趣，只是到了畢業年要找工作，才氣急敗壞地找你幫忙；但寫應徵信文法正確沒有錯別字只是最低要求，這時候連最低要求也沒達到，還能怎樣？
更離譜的，就不單單是英語能力，而是常識態度。有大三學生給他的導師發電子郵件，為的是要談小組習作的方向，內容大意是：「我們準備與你會面，時間是某月某日某時在你的辦公室，請回答確認。」這已不是請教問題，簡直是發英雄帖比試武藝了！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種電郵往往沒有下款，郵址也沒有發信人的名字，有時只有學號，有時只有暱稱或綽號。我打趣說，不如直接稱呼他為「親愛的某某1234567先生」，倒也貼切。
如果我們繼續對這種情況不聞不問，而自我沉醉於香港人比大陸人怎麼怎麼優越的論述，恐怕才是香港日後被邊緣化、淪為二等城市的最大原因！要知道一個地方的潛力，不用看投資銀行的分析報告，直接看那裏年輕人的學習態度就知道了。
至於我們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某程度是教育當局的自作自受。一是過分強調所謂的course evaluation，也就是每個課程完成後，由學生對課程打分評價。當中有些問題簡直令人摸不着頭腦：比如你覺得課程的東西是否太深奧？老師教的是否清晰？這種問題只能拿到學生的主觀感覺，卻不能作為教學的客觀指標；因為你覺得太深，可能只是你不用心而已。如果學生能對課程的題目和內容深淺作出客觀判斷的話，那末他應該對該門課已具備相當高的識見，乾脆由他來教便可以了。
錯在得罪了年輕人
奇怪這麼淺顯的邏輯，大學裏頭的行政人員與決策層一直無人正視。何解？結果，學生往往變成不能得罪的顧客，時間久了，虛心學習自不用說，更多是把自己學習當中的困難，看作是課程的錯、老師的錯、學校的錯；反正，不會是我的錯！可笑的是，問卷裏問「課程材料你讀了多少」，很多人的答案都沒有一半，如果醫生開刀沒帶手術刀，律師上庭沒看文件，警察出差沒穿制服，我們的學生還會客氣嘛？
另一種歪風，是由商學院學生帶起的所謂dem beat文化，也就是一大群人圍在一起跺地喊口號。這事本身沒錯，球場裏的啦啦隊，也是一樣；只是大學生是否應該多點獨立精神、批判思考？還是人云亦云，終日圍着大夥起哄？更有甚者，我看過有些人在圖書館門外組成人牆dem beat，吵鬧不堪，沒有絲毫尊重別人安心讀書的權利。個人認為，這種dem beat與近年公共討論裏頭凡事起哄、沒有思考又不尊重別人的文化，可說一脈相承。
當然，放大一點看，學生不學習，只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都不喜歡學習；「不務正業」已經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能怪他們嗎？因為正業都不賺錢，這個你我都知道。
社會只有金融、地產賺快錢，這種風氣其實丘老以前也批評過，他也說過大學財政權操於政府，無法真正獨立自主。然而，這些話又為何沒惹來年輕人的非議？因為這些話對他們很中聽；因為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都是說自己喜歡聽的話的自由。
現在我們都頌讚蔡元培，因為他在五四運動的關鍵時刻保護了學生，體現了學者的風骨；卻很少人知道，其實他當初是反對學生們去遊行的，原因也是他認為學生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他也批評那時的北大學生，關心升官發財多於做學問，就像現在我們的炒炒賣賣一樣。
所以，丘老錯了，他錯在不識時務，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年輕人；他錯在政治不正確，指出學生們不讀書的事實；他錯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說出了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卻不願面對的真相。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