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

邵力競 :丘成桐點破的皇帝新衣




丘成桐教授接受《明報》訪問,惹來網民非議,令人納悶。

《明報》標題是《丘成桐批學生重抗爭輕學業》。細看全文,丘老並無否定抗爭的社會意義,他說:「關心時事固然是好的,但我認為作為一名學生,沒有任何事比學習更重要。」

可是,像《主場新聞》的某些網上言論,馬上上綱上線,彷彿把丘老的話定性為建制代表,要貶低、打壓青年學生的抗爭權利云云。

抗爭與學業不是二元對立,但是教師要學生先讀好書,跟醫生叫病人工作之餘要注重身體一樣,錯在哪裏?

最近,我聽到有唸哲學的大學生要轉系,因為覺得大學教的東西對社會的逼切問題無幫助。如果是這樣,就像從前抗戰青年投筆從戎一樣,熱情可嘉。至於留下來的,既然在學校,享受社會有限資源補貼的高等教育,那麼不論為己為人,都應該以學習為第一,那麼將來的抗爭才會有水平、有力量。

勇於責人疏於責己

不過,香港會關心時事、獨立抗爭的青年應該還是比較會讀書的,完全不讀書的,恐怕更多,而丘老的話,就正正點出了這個現象,傷害了年輕人的感情。現實是,目前受納稅人資助的大學裏最盛行的風氣,是hea(無所用心)。數年前,有學生問他的導師:「其實大學能不能hea讀呢?」導師無奈,應道:「當然可以,你甚至可以選擇在這裏做一塊石頭、一棵草、一株樹,都行。」我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否聽的懂。

原諒我不客氣吧!現在香港年輕學生的典型文化,便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幾年前,我在科技大學教寫英語報告,發現同學們文法多有錯漏,便在課堂上把大家常犯的錯處拿出來討論。結果,有同學事後在校方的評估問卷中,批評我在文法上浪費時間,「too serious, failed to arise any interests」(對,沒錯,他寫的是arise)。這種事真是屢見不鮮。

有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員跟我說,很多學生寫信文理不通,平常你指導他們沒興趣,只是到了畢業年要找工作,才氣急敗壞地找你幫忙;但寫應徵信文法正確沒有錯別字只是最低要求,這時候連最低要求也沒達到,還能怎樣?

更離譜的,就不單單是英語能力,而是常識態度。有大三學生給他的導師發電子郵件,為的是要談小組習作的方向,內容大意是:「我們準備與你會面,時間是某月某日某時在你的辦公室,請回答確認。」這已不是請教問題,簡直是發英雄帖比試武藝了!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種電郵往往沒有下款,郵址也沒有發信人的名字,有時只有學號,有時只有暱稱或綽號。我打趣說,不如直接稱呼他為「親愛的某某1234567先生」,倒也貼切。

如果我們繼續對這種情況不聞不問,而自我沉醉於香港人比大陸人怎麼怎麼優越的論述,恐怕才是香港日後被邊緣化、淪為二等城市的最大原因!要知道一個地方的潛力,不用看投資銀行的分析報告,直接看那裏年輕人的學習態度就知道了。

至於我們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某程度是教育當局的自作自受。一是過分強調所謂的course evaluation,也就是每個課程完成後,由學生對課程打分評價。當中有些問題簡直令人摸不着頭腦:比如你覺得課程的東西是否太深奧?老師教的是否清晰?這種問題只能拿到學生的主觀感覺,卻不能作為教學的客觀指標;因為你覺得太深,可能只是你不用心而已。如果學生能對課程的題目和內容深淺作出客觀判斷的話,那末他應該對該門課已具備相當高的識見,乾脆由他來教便可以了。

錯在得罪了年輕人

奇怪這麼淺顯的邏輯,大學裏頭的行政人員與決策層一直無人正視。何解?結果,學生往往變成不能得罪的顧客,時間久了,虛心學習自不用說,更多是把自己學習當中的困難,看作是課程的錯、老師的錯、學校的錯;反正,不會是我的錯!可笑的是,問卷裏問「課程材料你讀了多少」,很多人的答案都沒有一半,如果醫生開刀沒帶手術刀,律師上庭沒看文件,警察出差沒穿制服,我們的學生還會客氣嘛?

另一種歪風,是由商學院學生帶起的所謂dem beat文化,也就是一大群人圍在一起跺地喊口號。這事本身沒錯,球場裏的啦啦隊,也是一樣;只是大學生是否應該多點獨立精神、批判思考?還是人云亦云,終日圍着大夥起哄?更有甚者,我看過有些人在圖書館門外組成人牆dem beat,吵鬧不堪,沒有絲毫尊重別人安心讀書的權利。個人認為,這種dem beat與近年公共討論裏頭凡事起哄、沒有思考又不尊重別人的文化,可說一脈相承。

當然,放大一點看,學生不學習,只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都不喜歡學習;「不務正業」已經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能怪他們嗎?因為正業都不賺錢,這個你我都知道。

社會只有金融、地產賺快錢,這種風氣其實丘老以前也批評過,他也說過大學財政權操於政府,無法真正獨立自主。然而,這些話又為何沒惹來年輕人的非議?因為這些話對他們很中聽;因為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都是說自己喜歡聽的話的自由。

現在我們都頌讚蔡元培,因為他在五四運動的關鍵時刻保護了學生,體現了學者的風骨;卻很少人知道,其實他當初是反對學生們去遊行的,原因也是他認為學生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他也批評那時的北大學生,關心升官發財多於做學問,就像現在我們的炒炒賣賣一樣。

所以,丘老錯了,他錯在不識時務,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年輕人;他錯在政治不正確,指出學生們不讀書的事實;他錯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說出了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卻不願面對的真相。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