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

林行止: 中聯辦主任有否越位?是否得體?


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一月三十日在本報「法治人」專欄發表〈非暴力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以爭取政府落實雙普選承諾,「佔領中環」自此成為輿論界廣泛討論的命題,從目前的情勢看,如果梁振英政府繼續以好整以暇、愛理不理的態度蹉跎如何貫徹雙普選的諮詢,看來「佔領中區」事在必成,問題是各方正在磋商尚未確定「何時」而已。行政長官在首份《施政報告》中一句不提普選,失望的又豈止筆者(見評《施政報告》系列)。

在權力定於一尊而制服部隊仍嚴守絕對服從上級指示的紀律,當局成功阻撓、驅散「佔領中環」的群眾(不管規模有多大),是不會有太大困難的,只是如此一來,此足以癱瘓金融中心的群眾活動,難免對香港作為地域性(甚至國際性)金融中心地位有重大負面影響以至致命打擊;由於前海「十劃只有一、二撇」,即距離可能取代香港之途尚遠,當局與群眾在中環對峙甚至「動武」,不僅會對國家帶來無可估量的金融損失,而且會予人以「英國人能中國人不能」的壞印象—英國人技巧小心打造的金融重鎮,毀於京官主導的「治港港人」之手,國際上對中國有什麼看法?答案十分顯然。收回香港十多年便把她最珍貴的軟件毀了,中國「名利」雙失,無利兼具破壞性,這項錯誤可要盡量避免!

在這種政治氣氛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去周在春茗上發言,指出 中、港「民眾偶有一些小矛盾和摩擦,既不反映也不代表主流,只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誇大、不說傷感情的話、不做傷感情的事,就沒有不能妥善解決的問題。」以筆者的解讀,「小矛盾和摩擦」是指「水貨客」和「雙非」,這些「小事」,的確不難解決(若內地海關嚴查進入國境者所帶未完稅的貨品,還有什麼「水貨客」?),但張主任對「佔領中環」隻字不提,這是他看不到此事的嚴重性還是他認為這是香港內政他不應發言?

二、自從二 ○○○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淡出中聯辦取而代之以來,這個代表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最高機構,已數易領導人。第一任的姜恩柱(二○○○年一月至○二年八月在任)的行事,令人感到他克制守份、高度尊重兩制;第二任高祀仁(○二年八月至○九年五月),插手香港事務迹象漸趨頻密、明顯;到了彭清華(○九年五月至一 二年十二月)上台,中聯辦是特區政府太上皇的形迹非常彰顯,其處事手法尤其是在「調控」選舉活動上,已達肆無忌憚的地步。張曉明去年十二月就任,由於長期當港澳辦副主任,很多香港政商社界頭面人物與他早有交往,這種背景,令人大致認為他熟讀、理解香港這本難懂的書—張氏對香港的認識該比他的前任為多。

上任甫二個月的張主任,勇於任事是人所共見的;可是,他的言行似乎「踩過界」(希望這樣說不會被他視為是「傷感情的話」)。以筆者的理解,就「一國」而言,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區的黨委!?)有絕對權力(他事實代表中國政府在港最高權力);從「兩制」看,他與特區香港的管治得保持距離,設非如此,「高度自治」便成空談。

特區香港這本「書」的入門是,香港政府為管理香港的最高權力機關,這即是說,制訂和貫徹管治香港政策的,是由北京挑選和任命的行政長官、他的管治團隊及議會議員;一句話,香港不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數的內地省市。對於這種簡單的「權力結構」,別說京官,香港的政治人物亦「知而不 行」(或明知故犯),香港政黨試圖繞過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或「北京來人」傳話接觸,已是壞了規矩;民主黨代表與中聯辦「洽商」香港政務,雖然架空了特區政府,實際上卻動搖了兩制的基礎;該黨如此挨身問道於中聯辦,便是把「兩制」拱手讓中共黨委領導!而政黨之外,形形色色的「搵着數者」(經濟學家所說的「尋 租者」〔rent seekers〕)更絡繹於途,以和中聯辦有「交情」為打通中國政商關係必由之路(為了「通關」,有形無形的「應酬」多得令張主任不得不叫停)。換言之,是香港既得政經利益階層先鑽「兩制」漏洞,而中聯辦是病人聽不得鬼叫,有位便上,於是「香港市委書記」露出本來面目,顧盼自雄、指點港是,令兩制關係動搖,高度自治質變!

張曉明主任「新春談話」的精神,顯示他視彌合、融和香港不同政見為己任,其意甚善、其用心良苦,以「一團和氣」才能彰顯香港達致「和諧」境界;然而,中聯辦的主要職責在看守、監督特區政府嚴守「一國兩制」,不致出軌,不是直接間接參與香港事務,更不該呼籲人大政協支持「以 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至於二十三條的立法,確是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的「憲政責任」,中聯辦應責成特區政府定期履行,絕對不能無限期拖延;而能否擬出大多數市民認同的法例條文,是對特區政府辦事能力的考核。

「新春談話」談及厲行節約減少「一般性」應酬,不僅與會者大拍手掌、頻頻點頭,全體市 民亦衷心稱快。張主任此說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老虎蒼蠅都打」的反貪倡廉決心,意味會致力阻遏國內貪腐浮誇之風襲港(香港傳媒尚有相當自由度,能否成功很快有分曉);不過,本着奉行一國之下的兩制,張主任要求他的屬員「深入香港社會、廣泛接觸市民、廣交朋友、深交朋友」等等,都是正確的指示,他們因此蒐集 的民意,經過一番篩選及「評論」(中聯辦編制龐大,如影子政府,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必有一套看法),要上呈港澳辦,讓中央清楚知道該如何俯順香港民情、彰顯國家的香港政策的正確性;中聯辦的任務,以筆者的理解,在把北京任命政府的治績,客觀地如實地反映給中央政府!

三、張主任年青力壯、幹勁十足,上任短短二個月,已連番評論港政;他維護、支持梁振英政府,是應有之義(難道他會批評被他的上級「相中」的人嗎!?),但他不應貶低不 滿梁振英的民意,強詞奪理地指出梁氏上任以來做了不少有利於香港的實事,梁氏因而有廣泛的支持……。引述古人的話,不一定「切中時弊」,卻肯定可為參考。 《孟子.梁惠王章下》說統治者不應聽信謀臣(左右)、官員(大夫)之言,應聽大眾(國人)的話;當謀臣和大官皆說「賢」、「不可」或「可殺」時,統治者要聽人民的聲音後才作決定(「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張主任應身體力行,身先「士卒」,深入民間、多聽民意,多深交朋友……。惟有如此,才能正確準確掌握民情,以協助北京定出特區政府如何才能不辱國體不負國家信任與期盼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