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也斯作品，世界得以認識香港。對於香港中文寫作長期被邊緣化，也斯始終意難平。
最後一次見也斯，是去年香港書展以嘉賓講者的身份，出席一個向他作為年度作家致敬的活動。
當天發言和朗誦他作品的有瑞典學者、德國評論家、日本教授和法國詩人。說也斯是香港的世界級作家(Hong Kong's World Writer)，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
從也斯的作品，世界得以認識一個俗得可耐又生機勃勃、色香味俱全的香港。毫無疑問，在香港的作家之中，也斯是其中最life-affirming、擁抱生活和肯定生命的一個。也斯最好的作品——不管是詩、散文還是評論——洋溢一種令人喜出望外的「奇蹟感」(a sense
of wonder)。他發現生活，就像發現奇蹟一樣。他是這樣寫苦瓜的：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語言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他是這樣寫豆腐的：
「於是他也說要吃豆腐。
於是我們就說起吃豆腐，就像詩中說的那樣，說起各種各樣的豆腐，說到可以從中榨出清酒的高野豆腐、加上各種鹹辣調味的豆腐，最後甚至說到燙熱了泥魚鑽進去的豆腐！
唉，我們本來不是說要修心養性，只吃一味湯豆腐的嗎？」
這個「唉」不是抱怨，而是讚嘆。生活的面首三千，它無盡的變化、多樣化和多變性——艾略特稱之為「the infinite variety of
life」——喚起也斯的好奇心。美國小說家費滋哲羅(F. Scott Fitzgerald)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形容新移民初到貴境，第一眼看見美國，發現新大陸的雄奇壯麗，與他們的驚嘆能力不相伯仲(commensurate
to his capacity for wonder)。也斯樂此不疲地寫香港，因為他在這個城市找到與他的「capacity
for wonder」相稱的「infinite variety」。
也斯對於香港的中文寫作長期被邊緣化，始終意難平。去年四月香港大學的陳婉瑩教授設宴款待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席上討論最激烈的題目是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我們坐在可以飽覽香港夜景的館子，但「香港」兩個字在談話中鮮有提及。當天也斯說話不多，但所說的每一句話，幾乎都與香港有關。
問題是香港有資格為它的中文寫作被邊緣化叫屈嗎？它自己何時善待過它的作家？
也斯離世，「一代詩人」和「偉大文學家」的高帽紛紛往他的頭上蓋，但他離世前幾年，連一個比較穩定和接觸面廣的發表平台也沒有。也斯不止一次告訴我，今天不少報章文化版的編輯不僅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就連他是誰也不知道。
這當然是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對認真的寫作人——更遑論嚴肅的文學家——的「標準待遇」(standard treatment)。在一個混淆價格與價值、靠知名度的高低來分優辨劣的「笨下去社會」(dumbed-down
society)，作家永遠不會是那隻怒吼的獅子(roaring lion)，只會是蹲在地上的小狗(underdog)。即使是最優秀、最萬中無一的作家，也不會得到足夠的認同和尊重，香港如是，西方社會也一樣。
八十一歲的加拿大作家門羅(Alice Munro)是當今最傑出的小說家，她的短篇將神話的深刻、寓言的雋永和故事的精采共冶一爐。在她的筆下，生活平凡的一面是一隻頑皮的貓，會突然撲向你，令你措手不及；而生活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卻是一個害羞的女孩，靜靜坐在那裏不發一言。然而這樣一個優秀的作家，連一個三流電視劇演員的知名度也沒有；比起好萊塢的大明星，她簡直是不見經傳。
我們其實不必介懷。卜戴倫(Bob Dylan)說得好，沒有人因為出名而變成不朽(No
one achieves immortality through celebrity.)。作家在生前能享大名和賺大錢的只屬極少數，但只要他們用心寫作，總會有一些東西給保存下來留給後世。作家靠他的作品生存下去(A
writer is survived by his writing)就是這個意思。
我很相信，一代接一代的人會繼續讀也斯的作品，並在閱讀的過程中同時發現香港的「infinite variety」和也斯的「capacity
for wo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