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對中國傳統的描述極為動人，但卻淹沒在政治姿態後面，這與辜鴻銘不無相似。
陳雲很肯定地拒絕了我前往他新界老家的拜訪，電話裏的生硬與見面時的客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們已經見了兩次面，都是在他的嶺南大學的辦公室，在過去幾年裏，他在這所頗遺世獨立的學院裏教授文化研究。
初次見面時，他的言談就頗讓我意外。他說起一九九零年前往歐洲留學時的場景，他乘坐飛機從香港出發，穿越中國、進入西伯利亞，才到德國。「從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黃土，然後是白雪皚皚，然後又是一片綠色」，他回憶說，「我流淚了，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
這個陳雲與我期待的陳雲既毫無關聯、又密切相關。像很多人一樣，我是從《香港城邦論》開始知道的。這本出版於二零零一年末的書，隨即成了香港話題的中心。香港回歸十五年了，這個城市的身份似乎仍懸而未決，它已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版圖上的明珠，它也不是另一座中國沿海城市，一國兩制的許諾似乎難以保障它的獨特性。在這強烈的身份焦慮中，這本書似乎給予不滿的香港人以理論上的支持——香港是一個城邦，它的獨立性由來已久，它必須排斥中國，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它當然也給狹隘的香港主義注入了活力，變成了「蝗蟲論」的理論基礎。而陳雲本人，這個年逾五十歲、喜好黃老之學的教書先生則突然扮演起「教主」的角色，他似乎也毫不介意新角色的偏狹性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間的價值衝突。在很多持有自由思想的人中，他是個法西斯式的思考者，依靠鼓動民粹主義來獲取個人影響力。
或許是我外來者的身份（對香港本地的情況欠缺感同身受），或者陳雲本人多面性，我們談話不是狹隘的香港意識，而是漫長而遼闊的中國傳統、中國在現代世界的挫敗。
他以香港的辜鴻銘自居。湊巧地，他的爺爺正是馬來西亞的僑民，他的父親則是一位愛國知識青年，被毛澤東的新中國所吸引，回國報效，成了甘肅的一名地質考察員。最終，他難以忍受紅色中國的排外，流落到香港，定居在新界的鄉村。「香港氣候不冷不熱，政局不民主不集權，社會不開放不封閉，好壞兼得，良莠不齊，淹留此地，亦樂事也」，他後來寫道。
他的那些「政治不正確」的政治寫作沒吸引我，讓我感興趣的倒是他對新界鄉村的回憶，那個流亡中的中國情懷。他就讀的鄉村小學是村莊裏的祠堂和善人捐助的，而教書的先生都是為了躲避紅色中國的南下文人。或許因為故土不再，他們的中國情結變得越發濃烈。對我這個來自北京的人，這個粗陋鄉村小學的校歌卻彷彿來自另一個更文明的國度：「巍峨哉我校，矗立橫台山，我文化之基；況此間山水繞山回，春風婀娜，桃李芬芳；論聖賢事業，校訓是循格物求新知；斯可為國家社會效力，斯毋負父老所期。」這校歌的措辭不過是民國年間的流行方式——自然、倫理、國家都出現在其中，遣詞則有五四式的清新。陳雲說，這樣的學校與校歌，在新界的鄉村小童眼中，是「蠻荒中的文明小島」，而我在二零一二年聽到這一刻，則覺得偌大的中國竟連這「文明小島」也尋不到了。
這也是陳雲令人不悅的政治寫作背後的文化基礎。他深信共產黨的中國，是一個文化衰敗、政治墮落的國度，它是中國歷史上的變異的時代，而在這樣體制下出現的中國人，也成為十足的野蠻人。反之，作為化外之地的香港，反而意外的保存了中華傳統。在一些方面，他對傳統中國的辯護的確與辜鴻銘不無相似，相信邊緣即中心。
不過，從文化主義者到某種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則有著鴻溝需要跨越，包括放棄一個知識分子信奉的關於人的基本理念。但陳雲絲毫不在意，我很懷疑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是暫時性的、技術性的、可替換的，他是手段論者。
不過，在很大意義上，陳雲對於香港的價值被低估了。他那些對於香港民俗、中國傳統的描述，極其動人、有著過人的洞察力。這一點實在不該被他的政治姿態所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