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變當天，不少內地進步人士悲嘆，夢想已死，僅餘一點自由光源也要陷落。
近年，香港新聞自由屢受挑戰，各種限制採訪的條例和行政手段比比皆是；記者甚至被無理檢控，又或被謾罵拳打，自我審查亦愈益明顯。
無獨有偶，早早通過23條的澳門，還有面對媒體壟斷的台灣，新聞自由亦被受威脅。
許多對時事毫無認識、討厭政治、甚少看新聞的人，經常拋出一個千古難解的詰問——新聞自由與我何干？又不能搵食。筆者無法回答。
只能說，新聞自由的存在，令一班終日埋首文字堆、默默無聞的筆耕，能安然無礙地，記錄無聲者被制度磨蝕的生命碎屑，用文字和影像敲開黑牢的一扇窗；讓生命走在地上，擁有不被欺壓、不被剝削的尊嚴。
在這個夢想已死之時，四地有心人，腦不能靜，手不能靜，口不能靜，心也不能靜，起來頑抗。
無孔不入的審查惡靈
「今次真是很過分，是中宣部自己踩過界。」全球之聲（Global Voice）東北亞地區編輯林藹雲說。自2006年開始，她為全球之聲撰寫東北亞地區的新聞報道，特別關注兩岸四地的時事新聞。是次《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被刪改事件，引發中國傳媒工作者的怒吼，站着向中宣部抗爭，意志之強，令人既驚且喜，林藹雲解釋﹕「這個『夢想』的題目基本上是審過一次，過了安檢，最後再被審，所以他們才忍無可忍。」我們都記得莫言口中的「安檢」。在中國，限制言論自由的安檢系統龐大緊密，其一主幹是新聞審查制度，早已滲透媒體骨骼。
昔日改革開放，鄧小平下放部分權力到地方，讓媒體以商業方式營運，有一定自主空間，「雖然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由中宣部控制，但旗下子公司某程度上維持到編輯自主」。南周是社企分家，中宣部的控制被母公司隔了一層，故得嘗一縷自由風。在江澤民時代，控制媒體的傳統手段是事後追究式的新聞閱評，「出事後才被中宣部罵，縱然辭職，轉頭又到另一間子公司，或者用筆名再寫，有段頗長的時間就這樣處理跟中宣部的矛盾，但這幾年卻愈收愈緊」。近年，中共從體制上把開明聲音泯滅。宣傳部不單控制媒體領導的任命，還把親信線眼都安佈在管理層；05年更實施審讀員制度，刊前審查刊後閱評，緊關「前閘後閘」；後更直接讓宣傳部官員進駐媒體，楊健和庹震於上年5月空降廣東，監控之嚴苛，前所未見。不留字面證據、層層傳達的禁令如雪片驟降；更規定南周每期選題均要上報，必先被批准；報道社評，亦要先審。審稿，是對傳媒的赤裸去勢，執着記者的手寫字。試想像，梁振英僭建的報道，怎能先交梁粉們硃批？
「其實那個欄是每年的一個願望」，幾近卑微的憲政願，經過重重險關的削割後也蒙難。審讀小組一員透露，初版的新年獻詞早被總編輯拿下，再經評論部多次修改，最後定稿送審卻仍被省宣部以「偉光正」言詞刪改，拼湊成滿目瘡痍的終稿，「這是在侮辱記者和編輯，記者是需要人們尊重的，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有社會意義才會去做。你對自己的執著如此認真，別人卻侮辱你，真的好難啃。」在內地，體制內外對記者的掣肘極大，倘若擦過邊，輕則失業，重則危及生命。在無國界記者組織上年度發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在179個國家裏排行174，比阿富汗、伊拉克等「恐怖主義國家」更低，「其實在內地做記者很大犧牲，本可以做商業出版的編輯，安穩舒服的去過生活，但做記者，政治危機又多，採訪時又很多威脅」，揭露地溝油的李翔被打死，報道5名男童在垃圾箱悶死的李元龍被帶走，不少女記者也身受性騷擾，「在國內做記者是高難度動作，但人們還願意去做，有這樣的心，已到再底的底線，你還要侮辱我？」
「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是《南方周末》的辦報理念。南方報系在全國的子出版，散佈各省份，一如散發熱能的一束束光，「很多有志從事新聞、能自我犧牲的人，都視進入南方報系為一種光榮。他們很意識到自己跟官媒不同，雖然同屬一個系統，也要接受審查，但他們亦意識到自己不是官方的宣傳機器，而這種意識亦遍佈全國。因此南方事變，會令全國的進步人士加入聲援」。
微博，官民拉鋸的輿論戰場
在南周一役，新浪微博再次成為「反動基地」。微博的強項是傳訊，能在單一事件製造主流意見，「微博操縱輿論的力量是很大的」，在這片看似大鳴大放的言論汪洋中，「你要知道不同的政治區塊」，一直「監控」着微博走向的林藹雲說。除了五毛黨、極端毛派和蟻民外，更有凝聚共識、受官方認可的意見領袖，這些人坐擁幾十萬甚至百萬粉絲，對輿情尤為敏感；雖然緊隨黨的路線，但也相對開明，「他們知道底線在哪，哪些事不可說，有啥可推一推，例如勞教制度，大家都覺得不對，他們就會說，要發展法治，為了黨為了國家，要做些制度上的改革」。在南周事變中，就是這班中庸者也忍不住挺身而出，捍衛最低限度的自主權。
「讓微博成為討論時事的公共空間，這也是官方的意圖，因此他們對新浪微博的控制也很嚴格。」南周事件中，新浪微博的審查人員也忍不住大爆其中的審查機制，直言主事人可「像拍死一只螞蟻一樣，讓微博game over」。究竟微博有哪些確實的審查方式？被轉發多少次才是敏感？多敏感才會被加密？加密後誰人能看到帖子？怎樣的帖會被刪除？哪種違規會被扣分？什麼情下詞語會變成敏感詞？朝令夕改的網絡秒殺審查，防不勝防，「你看不到那部分，你只能感受到那種管制」。
猶記得胡錦濤在08年到人民網的「強國論壇」與網民交流，鼓勵人民在網上論政，推動網絡問責，「中共的統治出現危機，如何挽救？要跟老百姓的主流意見做協商、對話互動，微博便成為一種增強合法性統治的方法，稱為專制式審議（authoritative
deliberation），中國無民主，但無民主下怎麼維持合法性？就是大家鬥講，講到有主流意見」，網民在網絡的極大關注，往往讓地方或中央政府感受到民意壓力，不得不處理事件，「但官方都發展了手段，會愚弄民意」，例如大連PX化工廠事件，政府在民意沸騰時宣告停產，後來又被傳媒爆出復產消息。民意壓力無法改變制度，最高權力都集中在政府手中，「網民的心態是見好就收，並繼續製造事件，跟政府和權力周旋」。
網絡媒體帶來改變
南周事變，中港台澳四地人民奮起支援，網絡成為連線的根據地，可望在日後加強連結力量。林藹雲解釋，其實中港台三地媒體一直交流不少，而近年面對「中國因素」紅潮席捲的台灣，更積極發展獨立媒體，擴建網上傳播平台，「台灣有不少從事媒體工作的人，都希望成立獨立或公民媒體，令媒界的生態更多元，嘗試走出藍綠陣營的對壘，引入中國因素再思考和定位」。在台灣，專業記者能與獨立媒體互動，記者在公餘時可自行採訪，發布新聞到苦勞網等網上媒體；剛在上年成立的獨立媒體學院，就是由專業記者培育實習生，義務教授新聞採訪，讓後晉延續薪火。
然而在政治和人力資源均缺的香港，經營公民媒體就如在荒土栽花。由林藹雲、葉蔭聰、周思中和陳浩倫等人在05年創立的獨立媒體（獨媒），以推動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為宗旨，靠小額捐獻撐持，在主流傳媒外另闢溪徑，在網絡實踐調查式的公民報道，菜園村迫遷、美孚新鸷發展商佔用剩餘地積比例等報道，都由獨媒爆出；艱苦經營，「全靠義工！」她說，只得3名職員的獨媒，幸得一班義工不收分文採訪寫文，默默筆耕，8年來也凝聚了關注獨媒的社群，「社群媒體好處在於，這班讀者有潛質做一個critical
mass（群聚效應），我們的社群有很強的互動性，讀者多是認同你，會留言，會定時關注，有社群性，行動力便會大得多」。
然而，一部分新聞工作者批評，獨媒立場鮮明的報道手法，違反了新聞的中立客觀原則，容易「情緒」用事。林藹雲說，「網上媒體的出現，強調主觀寫作，要對話要互動。由個人出發寫新聞，愈來愈普遍和被接受。回看新聞的發展，新媒介的出現，也帶來了改變，主流媒體寫作也在慢慢的變。」事實是，在筆者求學的歲月，位列各大主流媒體高層的老師一早表明，香港不存在沒有立場（stand）的媒體；最重要是開誠布公，講真話，「主觀一定會有底線，不會說謊。主觀性是建立在事實之上，真誠地相信所見的；還要有透明度，你看到的事情，是從哪些渠道而來，有什麼根據。在主觀之餘，不是難造，或純粹為宣傳或動員而寫，甚或攻擊別人，只摘錄一句話便無限放大」。
林藹雲指出，近年他們慢慢意識到互聯網政策研究和倡導工作的重要性，「網上媒體也很着重言論自由的框架，如果政府引入很多管制，網上媒體是首當其衝，看上去好像無甚關係的立法，原來會影響網上資訊傳遞」。正如剝奪傳媒查冊權利的《公司條例》，就是去年在立法會暗渡陳倉地通過的。
根正苗紅的「反動傳媒」
調查報道的根底，一早打好。畢業後，林藹雲投身主流大報任政治記者，至回歸後離職，「97後走了一批政治記者，回歸後很多事都變了，你感覺到很多東西都已塵埃落定」。當年，她被老細委派到董建華的故鄉，寫一則「尋找董建華他鄉的故事」，那老細，就是誇讚「劏房好四正」的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我成功完成任務，但我覺得，我像為董建華重新在寫歷史，粉飾太平」。畢業英文系的她，入行爬格子，原因是《中大學生報》的薰陶。那些年，學生報風華正盛，更享譽業界，「成個frank
can（中大富克廉樓﹕學生報會址）有個好強的使命感，一種國粹傳統」，「89前關注開放改革，89後不同了，我們思考怎樣跟中國的草根建立關係，例如去採訪民工。使命感很強，不是很強調個人、追求個人的成功，而是思考這個社會應該怎樣，透過實踐去介入社會」。身為中國版記者，她會回內地做採訪，發掘議題。
異議分子，原來根正苗紅，「我其實在土共培育下成長！（笑）」吃《文匯報》的麥華田（當年文貿專售的飲料）長大的她，母親是地主階級，外公被鬥死；但父親卻是小農階級，來港到工廠打工，十多歲便被工聯會系統吸納，直至現年80多歲，是徹頭徹尾的「老左」，「阿爸阿媽是階級敵人，那時不覺得是政治，表達出來不像政治，不會拗政策，那些是因階級鬥爭而引起的家庭矛盾。」階級與政治滲透個人與家庭，引爆着大小糾紛；宏大歷史，就在個人身上刻下紋路。父母的爭拗，在她身上延續﹕「我整天都跟他嗌交，但大家都知道底線在哪。」上年8月，獨媒辦公室被惡意破壞，家父亦有向她問好，同聲斥責惡人。
制度裏，做一個站着抗爭的人
「我做過工廠，在北角做電子產品的quality check，輸入一條公式到計數機，看看對不對，『篤篤篤』，『篤』足一日，做了一個禮拜我就頂唔順。」中三暑期工經歷，令她發憤讀書，考進大學。畢業後，也是對着電腦「篤篤篤」，爬格子十多年；不同的，是呼吸着自由與價值。「畢業時，我家姐問我其實想怎樣，我說，我不要做一個被剝削的人，也不要做一個剝削人的人。」
在香港，在被剝削和不被剝削之間，不存在太大空間，林藹雲說，香港比大陸更「難搞」；在政治版打滾數年的她，鳥瞰過香港的權力地圖，看到的，是一幢幢堅實的既得利益高樓，「在國內，有公共意見、大家萬箭穿心可以對付共產黨，但在香港，即使有普選，政治改變都是很漫長的戰爭」。小小香港，早被打滿利益樁腳，雖有文化撐着底線，但無力改變利益格局。
雖然如此，她仍相信，「空間在收窄，但民智也在開；周旋空間仍有，不要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