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改革的天賜良機
程益中認為，南週事件的意義堪比當年的西單民主牆，是中國改革的重大機遇，也考驗習近平、李克強的智慧和勇氣。
作為《新京報》創辦人，程益中對現在《新京報》同仁的表現感到欣慰。他說，媒體人起來抗爭，爭取新聞自由空間，其意義堪比當年的西單民主牆，不僅是中國公民的歷史性機遇，也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推動中國進步的天賜良機。但是，程益中對事態發展不表樂觀，懷疑習、李是否有這樣的智慧和勇氣。
一月八日晚，在《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尚未平息之際，北京宣傳部門要求《新京報》必須轉載《環球時報》對南週事件的評論，遭到《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總編輯王躍春以及全體採編人員一致拒絕。《新京報》雖然最後被迫刊登，但抗爭中表現出的氣節和風格為人讚賞。對此，程益中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表示，為《新京報》同仁的抗爭感到欣慰，認為他們對得起這份報紙的讀者，對得起作為新聞人的良心。
程益中說，儘管中國媒體人在與宣傳部門的抗爭中處於弱勢，但與其屈辱地活著，還不如衝出來，站起來。他認為，中共宣傳部門實際上是權貴代言人，早已搞得天怒人怨，已經成為阻礙中國走向公平正義的絆腳石。他說，如果習近平、李克強想拯救這個制度、這個黨，必須從中宣部下手，「在言論自由與箝制言論之間，是沒有討論空間或中間地帶的，是不能調和的」。
程益中把這次抗爭與當年的西單民主牆事件相比。西單民主牆是七十年代後期，在北京西單體育場的外牆上逐步形成的大字報空間，當時上面出現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因此民主牆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凌晨由魏京生張貼的大字報，公開要求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還權於民。
程益中認為，當時西單民主牆就為鄧小平利用來破除「兩個凡是」，從而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輿論基礎。為此，程益中認為這次爭取言論空間的行動，又是一次歷史性機遇，「這不僅是擺在每個公民面前的歷史性機遇，也是習近平、李克強的天賜良機」，就看習李敢不敢、願不願利用這個機會。程益中說，習近平、李克強上台後所釋放的善意和開明態度，有著正面積極的意義，但是只有這些是不會對改革有實質作用的，「沒有自由，就談不上改革」。儘管如此，程益中對未來發展還是比較審慎，懷疑習近平和李克強是否有這樣的智慧和勇氣。
《新京報》創辦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是《南方都市報》北上拓展的重要一步，由時任《南方都市報》總編輯與《光明日報》駐廣東記者站站長戴自更（也即現任《新京報》社長）醞釀催生，最後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共同出資主辦，光明日報報業集團提供刊號資源和辦公場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則提供版面資源和經營資源，成為中國首家獲正式批准的跨地區聯合辦報試點。
當時《新京報》採編部門負責人以《南方日報》人員為主，骨幹採編人員均來自《南方都市報》，戴自更任社長，程益中任總編輯。由於《南方都市報》在當時新聞界是異軍突起，風頭甚健，因此該報自稱「一出生就風華正茂」，備受矚目。不過由於「南都案」的爆發，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程益中被迫辭去《新京報》總編職務，離開《新京報》。
二零零三年《南方都市報》關於SARS、孫志剛事件的報道，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但給廣州地方當局造成極大壓力，激怒了廣州市主要領導。廣州當局事後展開報復，對《南方都市報》領導展開調查，但查來查去也查不出問題，最後把報社公開和合法的五十八萬元人民幣（約九萬三千美元）分紅，認定是南都領導班子私分的公款。
二零零四年初，時任《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編輯程益中等四人被廣州當局以經濟犯罪之名逮捕。經過法院審理，喻華峰因犯貪污、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編委李民英犯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程益中被捕後因「證據不足」被釋放；副主編鄧海燕被關押七個月後，同樣因「證據不足」被釋放。
儘管程益中被釋放，但是在國內一直受到打壓，直到二零一一年七月來到香港，才開始新的人生旅程。
楊超: 專訪：《南方週末》前常務副主編錢鋼
新聞自由要靠憲政實現
錢鋼曾因「南週」報道「惹事」而自己遭到撤職，他說，要「徹底結束黑暗，也就是還新聞自由於公民，最終要靠憲政，兌現憲法」。
作為曾經歷《南方週末》重大變故的老「南週人」來說，錢鋼對《南方週末》的這次抗爭感觸頗深。在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錢鋼結合自己對中國媒體的多年觀察，談論了這次《南方週末》新年獻詞被強改事件以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錢鋼認為，要「徹底結束黑暗，也就是還新聞自由於公民，最終要靠憲政，兌現憲法。」
目前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的錢鋼，曾於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任《南方週末》常務副主編，親歷各種新聞審查。他提到當時的審查方式主要是「事前禁令」與「事後追懲」，即事先告訴你什麼不許做，出報後他們會進行嚴格的「閱評」，發現所謂的「違規」便進行處罰。但在出報的過程中，還沒有那麼多的直接插手干預。《南方週末》過去十幾年的新年獻詞都可以自主編發，事實上，也沒有一篇獻詞遭到過事後的懲罰。
錢鋼說自己也是因為當年的一篇調查報道「惹禍」而被解職。二零零一年《南方週末》報道了搶劫銀行殺人罪犯張君一案，其中記者深入張君的家鄉湖南，探究產生張君現象的社會深層原因，為此激怒了湖南地方當局。據稱，在當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湖南省宣傳部門領導向廣東投訴，說把犯罪的根源歸咎於湖南省的社會環境，矛頭直接指向了湖南省委、省政府。隨後其他省市也群起攻之，「怒責《南方週末》長期以來大量刊登揭露當地黑暗面的報道，給黨和當地政府『抹黑』，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和聲譽，並強烈要求中宣部和廣東省委宣傳部嚴厲處罰該報」。敢說敢言的《南方週末》因此遭到中宣部的整頓，錢鋼及其他記者部主任、若干骨幹記者被撤職或留報社觀察。
錢鋼認為，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廣東的媒體環境迅速惡化，管制者加大了「事前審查」的力度。他透露在這次「南週事件」中，有一位派駐南週的審讀員老先生憤然揭底，說出庹震到廣東任職後，對報紙的管控更加嚴苛，禁令越來越多，對《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的管制和監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特別要求《南方週末》每期選題都要上報省委宣傳部，批准後才能採寫，重要報道和社評都要上報審閱後才能出。有一次報紙已開印才通知撤稿，結果印了十幾萬份的報紙作廢。
「對這種『事前審查』，南週員工已吃盡苦頭，這也是廣東各報和全國新聞界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次『南週事件』，中國媒體人只是要求廢除事前審查，但未提出更高訴求。中國的新聞管制，已淪入十分黑暗的時期，必須從這一步開始，走出黑暗。」錢鋼表示希望中國新聞能盡快走出這種最壞的境地。「我們不幼稚，都知道即使沒有『事前審查』，嚴苛的新聞審查依然存在禁令、追懲等等。但目前能做的，是要『減掉一個最低分』，把『事前審查』先廢止。」
「徹底結束黑暗，也就是還新聞自由於公民，最終要靠憲政，兌現憲法。」錢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制度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違背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等多項自由。「江澤民時代強調『輿論導向』，胡溫時代講的是『輿論引導』，對媒體沒有大的放鬆。但二零零三年非典事件後，國務院出台了《信息公開條例》，有助信息流動，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更為信息的開放帶來空間。『習李新政』開始，大家寄予期待，希望他們從善待百姓、善待媒體開始，逐步啟動政治改革。但『南週事件』發生，特別是這一事件的後續｜｜『強令轉載事件』，更令人們大失所望。」
由於「南週事件」不斷擴大，事件的後續及最新發展是在北京的《新京報》拒絕轉載《環球時報》評論，社長向北京市宣傳部長辭職抗議。錢鋼表示：「《新京報》了不起，雖然最終沒有頂住，但是該報員工捍衛了報格，捍衛了尊嚴，寫下了中國新聞史的重要一頁。《環球時報》的社論是基於謊言的，中宣部強令各地媒體轉載，在第一天受阻後又再次發飆，暴露了打壓媒體的真實面目——不管有多少媒體能夠公開表態反對，施暴者已經成為媒體公敵。」
中國須揮別黨管媒體
中國當局需走出「通吃」控制思維，學習台灣朝野雙贏之路。
南週事件持續發酵，從廣州延燒北京，引起更多深層的思考，眾多有擔當的知識界人士紛紛站出來聲援。中國新聞史學者傅國湧長期致力於言論自由問題的研究，他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稱，發出獨立聲音的覺醒者，是未來文明社會的基礎。以下是訪問摘要：
如何評價《南方週末》以及整個南方報系在中國新聞史上的意義？
放在整個百年中國言論史來看，《南方週末》或南方報系仍從屬於黨報體系，並非獨立的民間媒體，不能誇大其意義。但從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六十三年來看，它還是具有相當意義的，它們好像一片沙漠中的一個小綠洲。但是，最近十來年，由於不斷整肅、換人，它的報道空間已被壓榨得越來越小，言論的尖銳性每況愈下，逐漸淹沒在官方允許的聲音之中。就算讓它喊幾句「憲政夢」，也只是一句空泛的口號，只不過現在連抒情的權利都沒有了。在言論史上看，《南方週末》的貢獻還不如南週人的抗爭意義更大，後者關乎底線倫理，關乎職業尊嚴和人的尊嚴，直指言論自由本質。
台灣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放報禁，對現在的中國大陸是否有借鑑意義？
台灣道路應該是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方向。這是一條朝野良性互動、雙方共存共贏的道路，它較好地實現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和平轉型，代價最輕，犧牲最少。但問題在於，大陸官方至今仍走不出暴力控制的思維，依然籠罩在「通吃」、「全贏」的主導意識之下，寸步不讓。而和平轉型的前提是掌權者必須向社會讓步，逐漸還政於民，包括把表達自由的權利還給公民，開放報禁需要時間，更需要勇氣。無論如何，黨管媒體那一套早已過時，註定要成為被翻過去的一頁。
在中國，為何艱難獲得的言論自由總是被專制扼殺？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先行者的犧牲，以及所付出的種種代價，都是有作用的，它們不斷積累，把血汗一點點融入這個土地，總有一天要開花結果。這一次南週事件，我們看到有很多網友、廣州市民站出來，發出他們獨立的聲音，這樣的覺醒者會與日俱增，他們就是未來文明社會的基礎。言論自由是一個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標誌，沒有言論的社會無疑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我深信，歷史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那是上帝的手，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道它掌管著明天，不管如何，我們更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