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把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歷史傷痕「非敏感化」，往往不過是對政治謊言的掩飾。
我討厭人侮辱我的智慧，即使那人手上拿的，是光芒萬丈的諾貝爾文學獎。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莫言到瑞典出席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順道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瑪格納禮堂演講。他說：「文學遠遠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這番話出自政治觸覺敏銳、深懂生存之道的莫言口中，就像半點紅唇萬人嚐的名妓要把自己裝成一株含羞草，如此荒唐的天真太不可信。
西方的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將東方描繪成愚昧、野蠻、落後又充滿異國風情的他者和黑暗大陸，以突顯西方文明的優越，並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提供冠冕堂皇的藉口；這是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立論。
父權社會的文化商品，以不同方式展現男性對女性的歧視和物化(objectification)，以及種種施加於她們身上的暴力。在女性主義者的心目中，文學不清白，藝術非無辜，因為它們的內容往往複製和再現了存在於真實世界的不平等兩性關係。
用莫言必定耳熟能詳的馬克思的話來說，政治與文學同屬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的構成部分，兩者的關係當然是互為補充和相輔相成，多於互相抗衡和互相排斥。莫言歌頌的毛澤東，在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不是說過一切文學、藝術和新聞等上層建築必須為政治服務，以及服從黨的領導嗎？
莫言為生存、為寫作、為出人頭地而選擇折腰、妥協和逢迎，也許不光彩但情有可原。可是，當他站在榮譽的頂峰，卻忽然天真起來，當世人是任由他洗腦的傻子，這不是勝利沖昏頭腦是什麼？
莫言說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實情是政治可以教文學打架，也可以教它戀愛，莫言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證。莫言並不迴避中國自共產黨執政以來血淋淋的近代史，但他用黑色幽默來代替政治批判，只談人的動物性而絕口不提權力的本質。《豐乳肥臀》的?事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史，但莫言對歷史事件、政治運動和大?述皆沒有興趣，他要寫的是一個男人對女性胴體的迷戀。《生死疲勞》用介乎鬧劇與荒謬劇的筆觸寫文革的批鬥，其中一幕受害者被指與驢子性交並使其成孕，批鬥在群眾的喧鬧和嘻笑中進行和結束。
很明顯，莫言是要將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歷史傷痕「非敏感化」(desensitize)。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的歷史小說是不折不扣的遁詞和委婉詞（euphemism）。本來委婉語是人類使用語言過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既是一種修辭方法，也是一種社交技巧，幫助我們用較為禮貌和含蓄的方法，去提及甚至談論某些令人不快或尷尬的事情。可是委婉語的政治性使用，卻通常是一種愚弄群眾、隱瞞真相的操縱行為。關於這一點，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早已說得非常清楚明白。他指出，委婉詞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模糊、蒼白和沒有顏色。它一方面要扼殺我們的想像力，另一方面又企圖抹去我們的記憶。它彷如文字上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裝在原本健全卻遭摧殘的日用詞彙之上。
其實，委婉詞本身就是一個委婉詞，它往往不過是謊話的掩飾而已。在奧威爾膾炙人口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裏，統治者透過消滅舊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來控制人民的思想。這不是杞人憂天或者神經過敏；統治者、執政者和侵略者最擅長的，就是用語言來隱藏、粉飾和合理化它們在運用權力時的兇殘、錯失或荒謬。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大獨裁者斯大林假革命之名實行種族清洗，將大批蘇共幹部和老百姓囚禁於西伯利亞勞改營加以殘酷折磨。他在西方的支持者為他辯護，說「不把蛋打碎，哪得煎蛋餅」（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意思是革命是大事業，畏首畏尾則大事難成。
這種「革命性的委婉語」到今日仍然大有市場。美國侵略和佔領伊拉克，布殊政府和美國傳媒異口同聲地稱之為「解放」（liberation）。以色列以高壓手段管治巴勒斯坦人，美國政府袖手旁觀，時任國務卿賴斯說國際社會無需慌張，它看到的不過是「中東新秩序誕生的陣痛」（birth
pangs of a new Middle East）。這種近乎文學語言的措詞和修辭壓制我們的想像，使我們無法從有關的名稱與描述中聯想到真正發生的事情與事實的真相。文學教人的，豈止戀愛那麼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