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的人，大概不會對福山，甚至他的「歷史終結論」感到陌生，這建基於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斷言，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民主就是歷史最終形態，聽上去似為美國抹粉，但他基於尼采的「最後之人」（the last man）及黑格爾對「慾望」的闡釋而指陳人慾橫流、道德淪喪的普世現象，及以科耶夫「為承認而鬥爭」理論解釋現代社會，又的確切中要害。如果我們再讀福山其他著作，就會發現福山不是一味談民主化，可他對政府特質作出了不少思考，如「信用」、「責任制」等方面。
走向民主之路
他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回應了亨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甚至《第三波》的「民主化」論述。根據亨廷頓在《第三波》的預測，很多國家由於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而走上民主化之路，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九十年代以後的政治經驗告訴人們，民主並非不歸路，因為不少國家在經濟、社會甚至行政紊亂後皆走上回頭路，或者以民主為獨裁的幌子。故此，我們有需要質問民主以外的事物，例如責任制政府、公民社會是怎樣煉成的。
最佳管治獎得主中國
而事情比想像的更複雜。縱觀世界歷史，像非洲南部這些地區，是最早有人類活動蹤舻，亦因此人類最早在這些地區發展出部落社會，然而幾千年來，卻依然原地踏步，時至今日仍然只是混亂的社會和腐敗的政府。相反，像歐洲國家般，立國可能只是一千多年歷史，卻發展出成熟民主國家。為何如此，這都是福山感興趣的問題。福山認為，原因固有地理氣候的，如澳洲貧瘠而人口稀少、撒哈拉沙漠對行政產生阻隔，而南太平洋島嶼則有海岸的囿限。在繁多國家之中，福山認為中國戛戛獨造，甚至遠比西方的希臘羅馬發展出更有效管治眾多人口的官僚統治。
人治與法治
部落社會往往保持宗族領袖和親族間的人格化特徵，當它蛻變成國家時，掌權者總希望肅清親緣關係、宗教權力等障礙，以增加自己的權力，這也是設立非人格化官僚制度的動機。縱觀歷史，為何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時代後，中國還是能夠統一，而另一歷史更悠久的文明古國印度，卻總是分裂的時候長，統一的時候短，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根據福山的說法，秦國商鞅變法大大清除了貴族對土地的特權，漢朝溫和地限制了貴族權力，而即使在魏晉南北朝時出現了九品中正制，隋唐時又能夠恢復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印度方面，婆羅門教本身並非統一團體，卻享有最高社會地位，凌駕武裝貴族和國家法令，從來沒有國家嘗試清洗其痕舻，所以印度沒有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卻能發展出議會民主，即使其瓦爾納（Varna，即階級）制度，至今仍透過信仰牢固控制印度的政治社會生活，然而印度的宗教凌駕政治，反使它如同西方世界般以法律約束統治者權力，這是中國所沒有的。
源於報仇的西方法律
其他社會又如何呢？伊斯蘭世界透過軍事奴隸制度和政教合一政權，消除了遊牧部落的影響，基督教在西方也曾有類似影響，但對產生個人主義比世上其他地區更加徹底，但歐洲國家之所以脫離部落社會，其實與合約的權利與法治的出現有密切關係。自1200年開始，農民與地主締結土地契約。福山釐清現代人的一項迷思﹕以為法治與經濟增長及進步有關，而法律所保護的權利是好的。事實上，西方法律源於主張報仇以伸張公義的日耳曼部落法庭，而中世紀的公民權利僅局限於少數貴族。無論從教會基於自身利益而作的措施仰或其教義對政治理念的影響，基督教對羅馬及日耳曼社會都有深遠的現代化影響，如教會法及12世紀重新發掘的查士丁尼法典確立了法治（尤其是現代民法）的基礎。福山也告訴我們，宗教法律在穆斯林社會也曾凌駕皇權，但在西方法律得以建制化的同時，烏里瑪（伊斯蘭教法官）卻日益受到政治的遏抑。
貴族與政權的拉扯
在此，福山以法律、社會（或部落、宗族關係）及政府的關係，展示出從西方、中東、印度到中國的譜系，前三者基本上同中有異，但中東和印度較接近中國。不過，不同的西方國家也有不同的政治發展模式。
福山可能參考了埃特曼（Thomas Ertman）的《利維坦的誕生》再覓蹺徑，以上層貴族、士紳、第三等級（即資產階級）、國家與農民關係為分析責任制政府的方法，探討了歐洲近幾百年間幾國的政府發展模式，它們分別是英國（強勢的士紳與第三等級介入國家）、法國（國家統制分散的高級貴族、士紳及第三等級）、西班牙（莊園主貴族缺乏政治參與）、匈牙利（強勢貴族與士紳結盟主宰國家）及俄羅斯（高行政及軍事能力的國家吸納強大的上層貴族及士紳），當中有中央集權政府分化貴族勢力，使其成為尋租者（rent-seeker）的例子（法國），也有強大貴族階層以憲政干預國家決策的例子（匈牙利）。英國和俄羅斯作為兩大極端例子，卻皆脫穎而出，令人思考的卻是兩國政府其實都是強權者，但它們比法國優越的地方在於吸引貴族為其君主出謀獻策，或馳騁疆場。
本書從歷史國家與法律、社會之關係探討國家強弱的基礎，立意宏大。作為科耶夫的傳人，福山以綜合因素（法律、社會、政府等）探討一國之興亡，對於單純視經濟發展、社會關係為一國發展因素的自由主義者或左翼論者，本書的確是一種挑戰。福山認為沒有社會是不行的，是故雖然在霍布斯和盧梭之間較認同前者，卻認為霍氏的自然狀態（戰爭狀態，見註）是部落、宗族之間的，而非像霍布斯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所以福山亦認為人的天性傾向於暴力。福山也同意海耶克「法律先於立法」的見解，認為人類社會始終傾向設立規範，然後才有君主制訂的法令。海耶克的觀點合理化「極端自由主義者」的「小政府、大市場」主張，在福山那裏卻得出近於黑格爾「道德規範源於社會習俗」的觀點。
人性本惡
作為美國學者，福山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單純的自由派，他認為一切經濟發展背後俱受社會和政府的互相作用支配，在籲求市場及個人自由的聲音中間，他既清楚政府所發揮的作用，也清楚政府可以怎樣被寡頭統治集團利用，而削弱了上述兩者，亦侵蝕了政府的機能。對面臨經濟危機的美國社會來說，也許福山的書可以作為對市場論者的回答。
註﹕自然狀態指政府出現前的社會狀態。霍布斯的看法是，在國家/政府（他稱之為「利維坦」）出現前的自然狀態，每個人都與其他人為敵，互相爭戰，但往往損失慘重。故此才需要透過每個人建立社會契約，放棄自己天賦的自衛權利。盧梭看法相反，盧梭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人是善良的，並處於和諧的關係。是文明和國家制度令人變得好勇鬥狠，心術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