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連月的苦戰，2012美國總統選舉終由奧巴馬「險勝」。由於美國經濟的出路對環球經濟前景和風險攸關，世界各國對選情特別關注，海內外分析和追蹤也特別豐富。
回顧今年幾次大選，從俄羅斯的普京、台灣的馬英九以至美國的奧巴馬，總統角逐連任已不能再依賴「慣性」或「現任優勢」（儘管普京與總理梅德韋杰夫只是換位），而是要經一場硬仗才能險勝對手。一方面，全球選舉年遇上全球經濟持續不景氣，選民對在任政府自然更易不滿（包括實際施政不力和情緒）、對在野的挑戰者較易寄予良好意願或「幻想」，也是求變的心理。
雙方互動愈來愈理性
在現代化和民主選舉發展愈成熟的社會，好些選民還會故意不在前段確定投票意向，因為當民調顯示在野對手支持緊迫甚至超越時，在位一方也許會亮出更多爭取選民的承諾。參與遊戲的雙方互動因而變得愈來愈理性。不過，這點在英語語境說只是客觀陳述，但若在中文語境討論會較易惹來價值判斷或猜度。畢竟亞洲的選舉歷史相對較新甚或仍在爭取中。
另一方面，由於選民更關注實際的經濟復蘇策略、選舉承諾的兌現等，候選雙方也不似以往方便地訴諸意識形態。以美國這場選戰為例，儘管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反覆在最保守（槍械管制、墮胎、同性戀議題）和人道（如醫保、平權等）之間測試，但實際上只是圍繞稅制和政府角色等經濟路線問題分割，但若跟上世紀列根時代比較，在國際上就會很奇怪。最明顯的是，被美國輿論描述成近乎「社會民主」的奧巴馬政府，跟英國聯合政府的保守黨首相卡梅倫關係良好，相反，共和黨的羅姆尼趁倫敦奧運前訪英卻碰得一鼻子灰。而在列根─戴卓爾時代，推動私有化、小政府最有力的《經濟學人》雜誌，上屆和今屆同樣支持奧巴馬的政策路線，只是此次對其政治風格或技巧的缺失，如明顯不夠重視商界、不似老一代民主黨精英懂爭取其信任等作出批評。
對中國方面，雖然兩黨候選人在辯論和競選策略上都打「中國牌」，但其焦點已非過去的外交和政治意識形態敵對議題，而更多是經濟和商貿糾紛，如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通訊設備等戰略行業投資及「偷走美國人工作」等，只是從上回主打印度「偷」資訊科技職位轉至中國。對敏感的敘利亞、南海、東海都算輕描淡寫，雙方對「十八大」更不提及。
從列根與冷戰敵對、老布殊和克林頓與後冷戰「美國時代」、到經歷小布殊與911事件、反恐、虛假情報、虐待戰俘等，美國選民（特別是成長於21世紀的新一代）有過一番矛盾：既要面對打擊恐怖襲擊的安全需要和心理陰影，卻又對美國（更準確說是對政府或傳統石油軍工集團的政治代理人）無法再輕信。以往美國電影中的美國總統永遠是美國憲法精神、國際公義和地球人類的終極守護者，但911後似乎只有《2012》中的非裔總統，半「贖罪」（沒有及早應對氣候轉變）半「共存亡」的形象出現，關於反恐的熱播電視劇如《24》和今年得艾美獎的《Homeland》中，都在影射一個陰險、皮笑肉不笑的副總統，出賣美國利益（包括國民安全和人權價值）、利用軍人「愛國熱情」等而後奪總統之位。而根據難造伊拉克情報事件涉及的真人真事拍攝成的《Fair
Game》，更直寫前副總統切尼的顧問等白宮職員，違憲披露中央情報局人員身分，以報復其退休外交官丈夫向傳媒為文，駁斥指控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情報其實不可信。
吸票多於意識形態
如美國朋友們說，慢慢地大家會把價值、道德（因為有些慣常稱為「道德」的「傳統價值」，其實非常不道德﹝如不人道﹞或起碼有爭議﹝侵權、與憲法精神不符﹞）、國家利益（誰的利益？短期或長期利益？）和意識形態等概念梳理。到這次全國焦點在美國經濟的選舉，更明顯看到兩黨的價值分裂即使會走極端，但已非傳統的意識形態了；意識形態需要從某不可置疑的價值按一套邏輯引申開來，但兩黨提出的口號或議題，好些根本互相矛盾，而且飄忽，吸票多於意識形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