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葉健民﹕如何看待前朝舊政




在國教爭議的後期,政府高層以至特首本人,有意無意把有關的責任推給前朝。大意是國教獨立成科的決定,以至有關課程指引和參考教材的制訂,都是在新政府上任前落實,所以要新班子負上全部責任,並不公平。這種說法看似有理,但只要細心一想,便會發現難以成立。

對前朝劣政照單全收  不是心存僥倖便是無知無能

如何行使公共權力,大前提是公職人員要有基本是非對錯的判斷能力,能夠洞悉事情是否合乎社會價值、道德規範和公眾利益,不管這是政策新猷又或者是沿用多時的做法。故此,假如政府見到有損大眾福祉的法規條文和政策措施,在位者也應及時糾正。簡單推說責任不在自己身上,對不合理的政策視若無睹袖手旁觀,就是有負民望就是失職。2010年,澳洲總理陸克文就前朝政府於1970年代對當地土著施行的暴行,在國會向全國致歉。同樣,英國首相卡梅倫上任後,也先後就前任政府在1972年北愛爾蘭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和1989年的希斯堡足球慘劇的處理手法的失誤,承認政府犯錯。這些事例都說明作為負責任的領導人,應該有明辨是非分辨對錯的基本能力。即使這全是前朝過錯,但作為政治領袖也有道德責任對關乎公眾利益的不公不義予以正視,是其是非其非,還公眾一個公道以紓解民怨。在國教事件中,梁振英政府即使不是政策的始作俑者,但他也有足夠時間和權力去糾正有關錯誤。然而他卻無視問題的嚴重性,對前朝劣政照單全收,這不是心存僥倖便是無知無能。之後還試圖推卸責任,說這是前朝遺留下來的「手尾」,實在完全說不過去。

再看深一層,回歸15年特區根本就從未出現過真正的改朝換代政黨輪替的現象。特首一職三度換人,治港班子人選也有更替,但說到底,在民主發展滯後雙普選遙遙無期情下,回歸以來的換屆始終只是建制的延續。就是說,在中央緊控特區人事任命和對香港事務高度關注的情下,特首換人即使可能帶來政策上的技術性調整,緩急優次也許有所調動,而本地精英間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出現了一些變化,但中央定下來的治港基本方針,卻在過去15年間未見有重大改變。這些原則大致包括:

1. 經濟發展優先,市場主導為主,所謂有為政府始終只是紙上談兵﹔

2. 強調審慎理財,重視財政紀律,回應民生需要只能以「派糖」方式短期辦法處理,而堅拒承諾制度創新政策改變﹔

3. 中港融合為發展主軸,「中國好、香港好」仍是基調,加深兩地共同規劃合作才是硬道理﹔

4. 以官僚為主導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方為正軌,對民主化、擴大參與的需求始終有所抗拒。

這些主調,董建華時代如是,曾蔭權政府也是大同小異。梁振英的所謂「穩中求變」,也許對此會有所調整,但恐怕也是大同小異,政策上只能作微調細補。對北京來說,誰人當特首也有責任落實她的治港政策的核心方針。在政治現實中,所謂「前朝」、「新任」,大概只是一個時序上的概念,實質政策意義卻相當有限。這種京港之間政策延續的默契,特首自然心領神會,梁振英願意挑起這個擔子,也表示他認同了上述的治港大方向。故此,新班子的政策在技術細節上會與前朝不同,特首個人行事作風也有異於上任,但施政理念上恐怕只會是新瓶舊酒,分別只限於力度優次而非根本分歧。在這種情下,梁振英刻意選擇性地與曾蔭權政府劃清界線,只是政治上的取巧,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

新政府有責任審時度勢

但即使要維持政策方向的延續性,也並不表示新任政府對上屆遺留下來的具體建議,只能不問因由照單全收。新政府有責任審時度勢,至少在技術層面上把政策做得更切合民情、更合符公眾需要。有一種說法是很多新政其實在早已被上屆政府反覆討論研究多時,也完成了所有法定諮詢程序,實在已是如箭在弦必須立即上馬,故此,假如新政府此時此刻把它推倒重來,便是完全無視既有程序制度的尊嚴,輕易抹煞部門的多年努力,難以說得過去。但公共決策說到底取決於一個因素,就是相關建議是否合乎當下的社會需要和價值,假如有關政策不論是因前政府判斷失誤,抑或是公眾改變了主意,此時此刻被市民強烈反對,擱置再議又或者推倒重來,又有何不可?我們要問究竟是公眾需要重要,還是制度的尊嚴為先?又或者也要想想,到最後關頭才出現變數,是否正正反映我們的既定程序己經僵化失效?

故此,新政府與其嘗試去以「前朝遺留下來的問題」作為自己的失誤作藉口,倒不如積極地去審視這些延續下來的政策主張是否真的符合當前現實,去蕪存菁。實際上,政府眼前的最大問題,便是無視回歸以來的社會價值改變,仍然深信存在便是合理,既定做法便是最好,又或者怯於對特區管治的根本思路作出反省,以至官民間鴻溝日深,朝野對立。我們的政府好應該認真的想想,經濟增長真的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嗎?又或者社會富裕,真的會水漲船高,全民受惠嗎?這種福利「漏斗論」真的成立嗎?香港真的只是一個「經濟城市」人人只顧賺錢不問時政,政治爭議全是一小撮人煽動出來的嗎?只有對這些問題認真思考,全面去審視前朝遺留下來的政策和各種施政方針利弊,據理力爭向中央痛陳利害爭取改革空間,新政府才可能制訂出足以取信於民,回應本地需要的政策。否則,無論新班子如何在政治包裝言語辭令施盡渾身解數,恐怕只會與前朝一樣,最終只會弄得焦頭爛額慘敗收場。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