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從幕後走到幕前，說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話，雖然振振有詞，但邏輯之混亂、思想之幼稚令人吃驚。梁振英找了這樣的人主管中策組，真要自求多福了。
按邵的說法，政府掌控的輿論陣地太少，所以一直挨打，需要拿出更多資源，包括賣廣告來為政府宣傳，才能扭轉劣勢。事實是否如此？舊香港的傳媒江山今已大半淪落，《文匯》、《大公》不說也罷了，紅色商人掌控的傳媒還少嗎？兩間免費電視台，一則紅到出汁，一則是是但但，連無綫都特地做了一個《講清講楚》的節目，讓政府官員免費去宣傳自己的政策，而真正能代表市民發聲的，也不過有數的兩三家而已。如果這樣還不夠，那只好請中共再出招，逐一收購所有傳媒，一統「天下」，但那樣就能保證操控了社會輿論嗎？
中共在大陸絕對控制全國輿論陣地，報紙不聽話就把主管抓去坐牢，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無遠弗屆，全世界覆蓋率第一，但你去茶樓公共汽車上聽聽，老百姓如何罵中共！如果掌控了傳媒就天下大定，那就不必再拿天文數字的金錢出來維穩了。
曾蔭權不是也籠絡了幾個文化精英去做政治化妝嗎？結果如何大家有眼得見。
問題不在於你在甚麼地方說話，而在於你說甚麼、怎麼說，問題也不在於你掌控多少傳媒，而在於你掌握了多少真理，這不都是常識嗎？邵善波昧於這樣簡單情理，居然還振振有詞，多年讀書都讀到哪裏去了？
梁振英政府是小圈子推舉出來，本來就缺乏認受性，這是他的先天不足，個人其身不正，巧言令色，底下的官員又有樣學樣，公信力低落，這是後天失調，而這個政府面對的，是七百萬供養着他們的納稅人。七百萬人是主人，政府官員是僕人，主人如果對僕人說三道四，不論說得對與錯，不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嗎？美國的奧巴馬、俄國的普京、台灣的馬英九，誰不被民間罵得狗血淋頭？一個政府如果不是壞到極端，即使被眾人罵，也不至於把他罵下台；相反的，以誠懇的態度傾聽民間的聲音，倒更容易得到人民的諒解。
政府做錯了事，只有聽批評改弦易轍才是正道；政府做錯了事，百般砌詞狡辯，諉過於人，只是更令公眾討厭而已，並不是政治化妝。政府的政策得人心，不需要做甚麼宣傳，市民自然會支持，政府政策不得人心，即使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會上你的當。像國民教育那種荼毒下一代的事，憑你三寸不爛之舌，能說得做父母的都如聞佛祖開示嗎？
「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那是獨裁統治的惡習，時維二十一世紀，香港人大多數都受過良好教育，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愛甚麼恨甚麼，人人心中有數，不勞邵善波再費心機來教育我們。邵善波不如替納稅人省了那點錢更好一點。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盧峯: 高靜芝是李蓮英還是慈禧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先生以清末弄權太監李蓮英暗批中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女士，認為由她把持重要公職任命權不合體制與成規。「李蓮英」的比喻實在有創意，也跟熱播中的電視劇有點呼應。但從實際權力來看，高靜芝其實也有點像在幕後垂簾聽政掌生殺大權的慈禧太后。
這樣的說法絕對沒有誇張。按照特首梁振英的指示，往下來所有政府委任的公職包括大學校董、重要諮詢委員會成員都要諮詢高靜芝的意見，都要由她統籌，經她篩選。原來負責相關工作的公務員以至主要官員都只能靠邊站，讓她最後拍板定案；任何希望進入政府建制吸取經驗及資料，建立人脈網絡的人更需要主動討好巴結高女士，更需要投她所好。這樣的權勢威勢不是有點像慈禧太后嗎？
但是，香港既不需要「李蓮英」，也不需要「慈禧太后」，更不需要一個不倫不類的大內總管總攬人事大權，更不需要一個類似內地「政委」或組織部長的人物為進入諮詢委員會的人作政治審查。
大學校董會、諮詢委員會是政府聽取不同意見的重要架構，是吸納社會各界精英為公眾服務的重要途徑。從港英政府時代開始，這個諮詢網絡不但強化官民溝通，不但令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可聽取多方意見，更能為政府政策添上合理性及合法性，減少獨斷獨行的味道。而為了讓諮詢體系有效運作，不管是前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都讓政府部門的高層公務員、問責局長負責物色人選加入相關諮詢委員會，好讓委員會成員既熟悉有關政策也對政府運作有一定了解及興趣。
現在梁振英指定由不熟悉政府運作，不了解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需要的高靜芝總攬人事大權，決定所有大學校董會及重要諮詢委員會如交通諮詢委員會的任命，這勢將出現「亂點鴛鴦譜」的情況，令大學校董會或諮詢委員會成員質素下降，又或令諮詢委員會充斥不熟悉政策與政府內部操作的人。結果，整個諮詢體系將會大大削弱，政府也將難以在制訂政策措施時吸納有份量的意見。
事實上特區政府管理的政策及事務多種多樣，從城市規劃到管理廟宇到郊野公園都有，從金融服務發展到小販管理到殮葬服務都涉及。高靜芝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每一方面的人才都認識，不可能每一方面的專家都了解。由她越過各政府部門總攬人事任命怎可能不出差錯，怎可能不出問題呢？
高靜芝亂點鴛鴦譜固然令人憂慮，更可怕的是她可能化身政治審查員，把諮詢委員會變成「梁粉俱樂部」，變成梁振英支持者大本營；只有支持梁振英選特首或支持梁振英政策的人才能入圍，獨立不阿的人或持不同政見的人則被排斥在外，不可能參與諮詢工作。這樣下來，特區政府便只聽到一把聲音，便只知道一種意見，再沒有人能及時提出異議，糾正政府的失誤。當特區政府如此偏聽時，它的施政將會跟市民的需求相距越來越遠。
同樣令人擔心的是貪腐問題。應該看到，進入政府重要諮詢架構對不少人來說是「上位」的好機會，是讓他們了解政府及建立人脈的機會。過往由公務員負責人事任命自然沒有問題，但現在由一個人獨攬大權，希望躋身大學校董會或其他諮詢組織吸收資料及經驗的人便會千方百計向高靜芝示好，跟她拉關係，希望得到青睞。這樣的過程有可能出現利益輸送及交換，最終演化為嚴重的貪腐問題。
我們認為，梁振英指示由高靜芝獨攬、人事任命大權不但損害行之有效的制度，更將令政府變得偏聽，更將令政府出現貪腐危機。像這樣的安排還是盡快取消吧！
梁美儀﹕高靜芝成組織部長？
特首梁振英上任以來，諸事不順，最近就連原擬在中央政策組增設一個全職顧問職位的建議，亦惹起爭議。無他，皆因政府在事前沒有諮詢議會及公眾下，突然建議中策組擴權，一擁爭奪輿論民意主導權，二擁諮詢法定組織人事委任過目權，外界擔心中策組會否成為梁振英政府的中宣部，但個人更關注其中一名全職顧問高靜芝，在中策組的角色。
政府近日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中清楚列出，高靜芝的職責，是負責有關為香港未來發展培養和建立參與公共決策人才儲備的「政策議題研究事宜」。不過，高靜芝前日在回應傳媒就其中策組職責的查詢時，回答得坦白，說自己「不是做研究的人才」，自己沒做政策研究的經驗。那納稅人花280萬年薪去聘請高女士，所為何事？那政府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豈不是欺騙議員，欺騙公眾？
按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梁振英及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近日的公開言論，高靜芝主要負責為特首「揀蟀」，若有合適的人選便可推薦給特首；將來3000多個官方委任的公職，包括諮詢組織及大學校長、校董等任命，都要讓高靜芝過目，以免重蹈過去因各部門欠缺統籌，致一人兼多職的情。
政務官體制對梁振英心存芥蒂，甚至採取有限配合態度，在政圈已是公開的秘密，如今梁振英反攻出招，將重大諮詢組織等人事任命權收歸旗下，那將來他大可委任更多願意為梁政府或北京護航賣力的人士進佔重要職位，培育更多愛國愛港人士的論政新血，抗衡傳統的政務官系統。
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負責黨組織的建設、幹部隊伍建設以及人才隊伍建設。高女士，像不像是梁特首的組織部長？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魯姜: 中策組自食其果
中央政策組主管邵善波是個「惹火尤物」，到立法會申請開位撥款，本應「低聲下氣」，想不到他堅持一貫「好辯」本色，不單明言自己須「食君之祿，擔君之憂」，更為中策組的功能定下令人嘩然的新解釋。
宣示立場 令人嘩然
站在公眾立場，我們歡迎更多高官像邵善波一樣，可向立法會、傳媒和市民「解畫」，且毫無保留地把個人立場和作風公諸於世，因為這個心戰安排絕對有助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問責高官的議政能力，亦可讓真正有能者把本事展露人前。
邵善波「藝高人膽大」，在立法會的表現是否為人接受，還得看未來幾周的輿論走勢，但最少也應可得到「勇氣可嘉」和「表裏如一」等較持平的評價。
到底中策組應該做些什麼？邵善波其實已向政府和公眾提出這個疑問，也鼓勵持份者加入和討論。
過去在顧汝德時代，中策組的功能幾由他的專業能力、信念和人脈去猜測評估。由於顧汝德橫跨政府、傳媒和大專多個不同界別，在不同工作崗位均有資深參與，且建立廣泛人脈關係和獲得頗佳評語，所以公眾對他和中策組的工作雖然所知不多（稱顧氏為「魔僧」、視中策組為「心戰室」），但好感和信心其實相當不俗。
蕭炯柱接任中策組的時間不長，也頗低調，但足以反映這個部門的功能和公眾期望——它只是政府架構中的一個輔助和支援部門，可由任何政務官出掌，其人毋須任何特別專業經驗和資歷，亦不應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公眾期望。
其後禮聘劉兆佳教授出掌中策組，卻把這個安排和理解完全打破；因為市民對劉兆佳有着頗為一致的期望。
況且除了劉兆佳，還有多位學者陸續加入，後來甚至連《信報》讀者十分熟悉的練乙錚教授也投筆從政，公眾對中策組的期望自然更高。希望愈大，失望愈大，這是人之常情。政府始終沒人肯說清楚中策組的功能，公眾亦沒有較為一致的期望和意見。
到曾蔭權聘請劉細良加入中策組，成了曾蔭權和政府心戰室一員大將，與中策組的基本功能互不從屬，亦令中策組為人所知的部分變得更加含糊。
諫官宦官 一線之隔
如今中策組仍有學者擔任要職，主責民調和政策研究，但由於人手和經費不足，能做到的自然有限。
中策組有大量全職和兼職顧問，一方面為政府出謀獻計，另一方面亦為他們提供「認識政府」、「服務政府」、「支持政府」的培訓。至於今天中策組的心戰室功能，根據邵善波的「介紹」，卻全與過去的做法大相徑庭。到底中策組扮演的是「諫官」、還是「宦官」的角色，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
「諫官」是正能量用詞，「宦官」是負能量用詞，亦是批評者用來抹黑對手的標籤和手段，但兩詞同樣是向政府獻計，希望政府推出的政策能順利通過，問責官員的民望不斷提高，只不過立場和手法不同。
劉兆佳、邵善波言詞予人的印象是「宦官」多於「諫官」；顧汝德、練乙錚則是「諫官」多於「宦官」；由於已有先例（珠玉）在前，劉、邵的角色和印象當然不易為人接受。
況且中策組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主動接觸（不一定能成功團結）更多不同界別和立場的持份者，聆聽他們的意見（由民調到會面），以及建立更多有效的溝通；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印象，這功能將不易進一步開展，遑論擴大支持者的對象和網絡。
中策組的尷尬處境，其實與港台大同小異，政府對他們的期望和要求，與公眾有着明顯分別，邵善波與鄧忍光的取態和交代手法截然不同，原因之一是邵善波來自民間，鄧氏則承襲公務員系統。
顧名思義，中央政策組本來只是主理政策研究，以補特首辦和個別部門的不足，但顧汝德的加入，令心戰室的功能不證自明，但顧汝德的低調，令邵善波今天的高調難為市民接受。顧氏雖是「始作俑者」，但他對心戰室功能和成敗關鍵的了解，明顯比今天特區府心戰室的成員更勝一籌，亦令梁班子變得一籌莫展。
角色「中立」其實有助自己成為「中間人」，以及容易為政府找尋「梁粉」。「梁粉」一詞的負能量不斷提高，中策組若以發掘栽培「梁粉」為己任，首要任務是把「梁粉」一詞變為正面，令游說對象和市民不會抱有戒心。高靜芝成為中策組成員，當有這個重任，且看邵、高兩位如何扭轉乾坤，令公眾對中策組的角色和重要性
能盡快達致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