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5日星期四

劉細良: 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引言


在政府總部爭取Dbc復播集會上,學民思潮黃之鋒引用了去年無線電視劇集「天與地」,Joe Junior對佘詩曼說那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之後DJ杜雯惠上台清唱了兩句:「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是來自八九年五月,她十八歲時自彈自唱支持北京學生的一首歌,名叫「五月的陽光」,我見到台下有人在飲泣。



This City is Shining

八十年代初我比黄之鋒大一點,剛進大學,一天在樂群館午飯後走到圓形廣場的民主場,只見人群聚集,牆上貼著兩封信,一封是學生會寫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信件,支持回歸,同時希望實現民主,另一封是總理回信,表示會按你們的民主方式實現回歸。那年代青年學生無需接受國民教育,會主動認識中國,支持1997年收回主權,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年代香港亦是內地現代化的楷模,鄧小平表示要在內地多做幾個香港,灣仔合和中心旋轉餐廳成為港式現代化象徵,由廣州到遼寧都要建一座,內地領導紛紛來香港考察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推崇香港法治。香港這兩大核心價值,令中國改革釋放出龐大生產力。正由於中港之間的密切關係,香港人無可避免捲入了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中,香港人一直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現代化之後,會實現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政府正積極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性,1987年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黨國體系,實現政企分家,改革幹部系統。中文大學學生會在聯合書院舉辦十三大政府報告講座,近二百名學生出席。

1989年五月北京形勢空前緊張,各地戒嚴部隊正奔赴京城,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運,在集會上當年只有十八歲的杜雯慧在台上獻唱五月的陽光:「看著那,如病染的祖國,誰亦要奮起叫嚷,放下眼前全屬我的一切,五月的陽光在照耀。」台下我們相信民運會取得成功,香港與中國一起走向民主的未來。


This City is Changing

1991年香港迎來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雖然只有十個議席,但全社會投入,六四情緒主宰了選舉結果,民主派大勝。91直選後香港進行了一場寧靜的改革,先是實現了立法局脫離行政機關獨立,Omelco兩局制度壽終正寢,行政權力全面退出,立法局建立了自己的委員會制度,也跟從倫敦國會慣例作會議規範。直選啟動及議會革命,進一步催生政黨政治,吸納了社會運動的能量。92年彭定康來港執行光榮撤退任務,改變外交部中國通所訂下中英合作的直通車模式,單方面提出政改方案,加快民主步伐。彭定康時代,一般只看他政改,而忽視了行政改革,為官僚系統引入服務承諾,商業運作模式及私營化,同時建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人權、平等機會立法。可以說彭定康是繼麥理浩之後,為香港建立核心價值的第二人。

但香港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北京在六四後對香港處處設防,擔心香港成為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在基本法中加入新規限,引入立法會分組點票制度,削弱議會監察功能。九五政改一役,北京對香港中產主流及民主派支持彭定康亦有不滿,導致九七後香港政治發展停滯。

This City is Dying

回歸後最主要的政治改革,一是將直選改為比例代表制,製造黨派林立局面,其次廢掉兩個市政局,權力收歸官僚部門,最後是實施官員政治問責制,但由於欠缺全套的政治改革視野,最終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體制,如果不是西敏寺模式、美式總統內閣制,那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回答。這些變革毫無政治邏輯可言,殺局是造成官僚膨脹,地區問題由中央官僚解決,而沒有民主普選及政黨政治在背後支撐的政治問責制,變了北京介入特區高層人事任命的活門,及特首建立「自己友」內閣。這三大改變目的很清楚,都是鞏固及強化行政主導,但卻引申出更大的政治矛盾。

彭定康留下的核心價值,推動社會向前走,即使政治體制滯後,但社會不會停留等待,公民社會日漸活躍,政治權威瓦解,令傳媒取代了政黨,主導民意走向,而回歸前建立一套內部法定監察機制,如審計署、申訴專員、法定上訴程序成為真正扮演起制衡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因民主發展停滯,令正式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反映民意及解決社會矛盾的功能。香港至此進入了一個內耗空轉的政治怪圈之中。

歸納而言,這個怪圈源自三大社會政治矛盾:

一)進步的公民社會vs落後的政治體制

03年七一遊行,本土公民社會正式起動,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沉默的新生代及中產在政治上動員起義,而曾幾何時一度發揮政治吸納功能的民主派政黨,因政制停滯,議會監察功能下降而不獲信任,社會運動再起直接衝擊政府。

二)專業公務員vs. 業餘問責政客

在半桶水民主化下引入問責制,特首政綱及問責局長執政籃圖欠缺民意認受性,無法壓服官僚那一套循序漸進,傾向保守的程序理性,令內部政爭不絶。

三)價值爭議

公民社會發展,公共政策講求價值理性,而非官僚一套程序理性,但執政問責團隊只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欠缺核心施政理念,無法在價值理性層面介入社會爭議,同社會對話。

這三大矛盾早在梁振英當選已出現,2008年擴大問責制後亦見端倪,而當時曾蔭權政府熟悉行政系統,才可以苦苦支撐。梁振英當選,只不過是將矛盾進一步掀開,甚至激化。他競選期已傳出中聯辦為他拉票,當選後又高調謝票,已引起主流民意反彈。而未上任先擴大問責制,意圖引入更多「自己友」掌控政府,最後失敗告終。他誤以為借助外力,一統政府及議會建制派,便可實現再集權,應付社會政治矛盾,推行自已一套施政綱領。

他沒有反省過曾蔭權「強政勵治」高開低收,是個人能力不足,還是有更深層次問題。而巿民逐步由爭取民主轉化為本土意識身份政治,亦與滯後的民主改革有關。可以說,即使今日建制派政黨全面掌控議會,主流媒體被收編,政務官全部收聲,梁振英也無法建立強勢行政主導。因為假如在體制上政治矛盾無法解決,特首欠政治認受,也被視為政治傀儡時,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將不斷衝擊政府,而政府更強硬的回應只會再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香港要再起,政治發展是關鍵,否則空轉內耗,權威瓦解,This City is Dying

Dbc的結束,是其中一段插曲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