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終於擱淺，最少在梁振英任內不能再次擧航。有些反對者認為政府未在宇宙中將國教科消滅，是埋下計時炸彈。筆者認為政府強推國教，是強權，但不容許愛國學校辦國教，同樣是強權。希望大家對抗強權的同時，不要無意中添加了政府的權力。
我認為國教科毋須撤走，但國教指引卻非撤不可。此指引開宗明義，不是傳授知識，而是要塑造價值觀和態度，孕育情懷，確立身分認同。這背後反映的是北京和香港「愛國力量」長時期對香港的偏見：香港人受殖民地荼毒，人心尚未回歸。他們看不見港人對內地發生災難時的關切和對李旺陽等違反人權事件的痛心，所反映出的情懷和身分認同。更有甚者，指引在世界範疇談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而在國家範疇卻只談理性、歸屬感、愛國心等，而不知民族主義必須在普世價值引導下方能避免狹隘的種族主義。
了解國情 了解黨史
中央以至愛國力量想在香港推行國教，應先考慮從認知層面入手，讓香港孩子完整地了解國情，譬如了解黨史。了解黨史，不如先了解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教授，2011年在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協助下便出版了《陳獨秀全傳》。此書肯定比早前政府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有公信力，現在還想辦國民教育的學校應好好參考。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悍將，1904年他辦起《安徽俗話報》，就在報社牆上寫了一副對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作為北大文科學長，在五四運動期間，他高舉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透過《新青年》雜誌鼓吹民主和科學。當年魯迅看到辛亥革命並未帶來社會和文化的徹底更新，曾經懷疑、失望、頹唐，以抄寫古碑來讓生命「暗暗地消去」。若不是得到陳獨秀喚醒，不斷催促他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魯迅也只能在「昏睡中死滅」。當時年輕人心中，陳獨秀、李大釗是「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
中國積弊難返，俄羅斯卻傳來十月革命的炮響，陳獨秀開始轉向共產主義思想。但許多人不知的，是早年共產主義思想多從日本和美國傳入。胡適就曾抱怨新青年走向左傾，「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而此Soviet Russia其實是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不僅如此，在《新青年》其中一期的封面上的圖案竟然是照抄美國社會黨的黨徽。此外，由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COMMUNIST——共產黨》與當年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在內容上也是大量譯自該刊。今天在香港，像吳康民先生這些老左派，每見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都歸咎於外國勢力插手。如果他們理解到中共開山祖師們都從西方汲取革命精神，或者就不用太過仇外。
1921年，陳獨秀與一群熱血青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但理論上中國未踏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現實上亦實力不足。在共產國際的主導下，共產黨人其後全面加入國民黨。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分歧甚大，這種國共合作不單同脇異夢，更是各懷鬼胎。但共產黨人應否與國民黨人爭奪領導權，引起黨內和共產國際的爭議。直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深感內外受困，他的秘書回憶說陳獨秀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至深夜，不斷對天長嘆說共產國際的政策令他無所適從。
陳獨秀失勢之後，1929年開始推動「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斯基主義，其中一個原因是托洛斯基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揮，造成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讓陳出了一口烏氣。但斯大林絕不容許黨內出現反對聲音，而由陳獨秀領導、以「中共黨內反對派」自居的托派組織自然受到鎮壓，最終這位中共創辦人被中共開除出黨。但陳獨秀並不以此為憾，因為托派與中共的戰略路線已經愈走愈遠。托派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持懷疑態度，反對建立聯合戰線，對於「紅軍─農村武裝割據」戰略亦同樣懷疑，陳獨秀還以「土匪」一語侮辱紅軍。托派在鼓吹黨內民主以外，還推動國民會議運動，要求普選國會。今天看來，無論革命理論誰對誰錯，中共否決托派有關黨內、外的民主主張，正是日後中國重重災難的根源。
上好的國民教育素材
不過托派自己亦山頭林立，互相攻訐，爭做正統。結果在內鬥中，陳獨秀精疲力竭，最終被托派排斥。陳獨秀最後一次被國民政府拘補是1932年，包括蔡元培、林語堂等各方才俊聯名向政府求情，但陳獨秀卻視死如歸，在被押解往南京的列車上，「鼾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在法庭上，他雄辯滔滔，認為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賣國於外敵，眦壞民權之內政才是叛國。「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今日重聽這段說話，特別是「眦壞民權之內政」亦算叛國，驚覺是上好的國民教育素材！
陳獨秀晚年，寫下不少文章和書信重新肯定他年輕時的民主信念，他認為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胡適說這是陳獨秀「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的自由」。但這位中共創始人的大覺大悟並不為中共欣賞，多年來陳獨秀或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或者是半遮半掩，不願承認他的歷史地位。
還是撤吧！
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我們應該利用香港自由的環境，還中共黨史的全貌，最少教導我們的孩子，從中共創始人的思想歷程，了解到民主的可貴。
梁振英如果讀到此文，可能他會說：還是撤吧！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唐寶林: 《陳獨秀全傳》艱難誕生
● 托派領袖陳獨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劃時代的大人物。由於獨立反對派分道揚鑣，數十年被中共視為死敵，誣名達十項之多，至今不予恢復名譽。北京學者唐寶林先生窮三十年之功，收集完整史料，展現歷史真相，完成陳獨秀全傳，即將在香港出版。本文為該書前言，概述研究的艱辛歷程。
一九七九年，我四十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年過半百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著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作此研究，談何容易！
文革後收集到陳後期完整史料
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這是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極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一九二九年被開除到一九四二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一九二九年轉向中國托派及一九三一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一九五二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著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狀況，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根據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獲得這批後期歷史資料後，為貫徹資料共用和推動全國陳獨秀全面研究的原則，於是聯絡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對陳獨秀有研究的學者收集、研究並最終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共分四卷。安徽學者主編第一卷（1879─1915），即陳獨秀早期資料，陸續收集到《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迄今發現的陳獨秀最早的著作《揚子江形勢略論》、早期創辦的刊物《安徽俗話報》等；北京學者主編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期出版的《廣東群報》，記錄了陳的大量言論和活動；上海學者主編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陳獨秀領導的「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資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時期陳主持的中共特委會會議原始記錄尤其珍貴；近代史所則利用上述資料主編第四卷（1927─1942）。這四卷資料都是綜合性的，包括陳獨秀未發表過的論著、有關各種檔案資料、親友回憶錄和各方評論等，準備交與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喬木嚴厲干預陳獨秀研究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質疑，有的直接為其辯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年第十六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接著又運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權威刊物《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一九八四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十三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被迫結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運用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儘管如此，還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一九八九年三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一九九二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十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臺。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納會費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陳各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研究學術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正名運動縱深發展。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蘇共檔案解密陳是斯大林替罪羊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一九九四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六卷，正好是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一九二○年創建中共，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斯大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完全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斯大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但也正是組織翻譯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向中共「十六大」獻禮，在二○○二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繼續給陳獨秀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主持該書編寫的是主持業務的副主任石仲泉，該室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大肆宣傳所謂「內因決定論」，即應由中共的陳獨秀而非聯共的斯大林承擔大革命失敗責任。
陳獨秀研究會遭當局無理取締
筆者運用檔案中的大量事實，寫了一篇長文：〈分歧已經擺明，讓歷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得到了廣大學者的熱烈響應。結果，同年十一月，在高壓下堅持為陳獨秀「正名」達十年之久的「陳獨秀研究會」終於被當局無理而非法地取締了，其會刊也隨之而亡。故此，另行出版能反封禁的電子刊物《建設和諧社會學習參考資料》，繼續無償贈送給原陳研會員和一切有電郵的讀者。
除陳獨秀問題以外，本人還在多個領域研究，著有《宋慶齡傳》（主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百年》《中國托派史》等，多數獲得重大獎項，並獲得為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但也因多次闖禁區、踩線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嚴懲」的邊緣。於是有人對我說：「你是新中國共產黨培育的學者，不為現實政治服務，違背正統觀點，是嚴重錯誤。」我回答說：「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況且，黨的基本原則正是「實事求是」，我求真實寫歷史，無愧於黨，更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歷史。
本書的寫作動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筆者企圖把自己近三十年來積累的資料和思考毫無保留地全部奉獻給廣大學者，特別是那些在為陳正名的戰鬥中結為戰友的先生和女士們。同時，我也要說明，本書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貢獻陳研資料和許多反傳統的觀點，是由於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資料和陳研會員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膽地取名為《全傳》。為了求「全」，初稿近百萬字。由於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幫助下，若干內容只得割愛，減縮成現在這個版本，但與國內外幾本陳傳相比，還是最全的，所以未改書名。自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所謂「全」也是相對的，只是指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而言。所以，本著實際上是廣大有良知的陳研學者集體的創作。為此，我向廣大陳研學者，向廣大原陳研會會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難忘愛妻三十年的操勞支持
還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寫過程中還得到日本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大阪教育大學菊池一隆教授、東京大學佐佐木教授、慶應義塾大學長堀祐造教授和弘前大學李梁教授的熱情幫助。這種國際友情在前幾年日中關係緊張的時期發生，很使我感動。另外，還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國托派中央臨委邵魯之子）和原中國托派老人、已故的鄭超麟、王凡西（英國籍）先生提供的許多資料和資訊。本著的撰寫，是陳研會被無理非法取締時向會員的許願之舉。但是為了照顧妻子的病況，研究與撰寫工作只得斷斷續續地進行。本來準備兩三年完成的工作，現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許多朋友和陳研會員等得太久，這也是需要說明和表示歉意的。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為我三十年學術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後勤保障，讓我專心於學術研究。為此操勞過度，從二○○三年起，幾次發生腦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狀況，近年來發展到全身癱瘓，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書在出版社審閱期間，即二○○九年三月九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見到本書的出版，遺憾之至！
明年我將進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筆者的封筆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為本著的出版熱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機會，為我的學術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我更對他們無比感激。出版社按國際規格，要求較高，所提修改意見對我幫助很大。我也曾努力為之，但幾十年來大陸在這方面的低規格積習已深，尤在資料的運用和注釋上限制較多，致少數地方仍有缺憾，望讀者見諒。
二○○九年十月九日是陳獨秀誕辰一百三十周年。本著恰逢此時完成，乃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