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4日星期日

孔捷生: 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這回北京反應沒有「中國不高興」,反而很開心。這和達賴喇嘛、高行健、劉曉波先後獲得諾貝爾獎成為鮮明對照,好像以前都是反華陰謀,此刻陰謀論卻煙消雲散了。

和獨立作家北島、高行健不同,莫言是體制內作家,卻不應因此給他打上甚麼特殊符號。作家憑作品說話,莫言無疑是中國優秀的小說家,我去國廿三年唯一還在讀的國內作家就是莫言。他早期的《紅高粱》深受美國福克納、哥倫比亞馬爾克斯.加西亞的影響,但他找到了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人沉重民族記憶的結合點。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堪稱力作,卻被官方禁了。那時莫言還是軍旅作家,首先對他發難的是軍內文化官員,稱:國民黨當年罵共產黨「共產共妻」,《豐乳肥臀》豈不指證中共就是這麼幹的嗎?莫言從此脫下軍裝,小說卻仍難解禁。這回他獲獎,官方為之開懷,《豐乳肥臀》或可解禁?天曉得。

作為社會人,莫言相當懦弱,他小心翼翼避開有關政治的公共話題,以不觸怒這個體制為底線。三年前法蘭克福書展風波,中國官方作家代表團(裏頭居然有「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因體制外異議作家發言而集體退席,莫言的角色很尷尬,他隨大流退席,卻不承認是代表官方立場,只是如廁而已;今年組織百名作家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也應邀命筆;這次他的得獎感言謂:「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惹起滔滔劣評。這都刻劃出他作為社會人的尷尬,莫言沒有膽量和現實的專制主義對抗,但在小說世界中,他憎厭強權,憎厭以崇高名義對人性的壓迫。《豐乳肥臀》被禁,他接下來的《生死疲勞》和《蛙》兩部長篇小說,對專制的尖銳批判沒有退縮,極權體制可以扭曲人的社會行為,卻不可能扼殺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由。莫言不是鬥士,卻是優秀的小說家。至於是否夠資格拿諾獎,顯然存在極大爭議。筆者認為,更有資格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的首推北島,他最近的長詩《歧路行》極具份量,直面六四這個歷史傷口,推及人性、人的命運和文化深層結構。其次應是王安憶,她雖同係體制內作家,亦非反抗鬥士,卻從來沒有迎合過專制「禮制」。

這屆諾獎的主要角逐者是日本的村上春樹和莫言,相較之下,村上春樹更有說服力。撇開文學成就這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村上春樹訪問以色列時說:「在雞蛋和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這種人道情懷,莫言只敢在小說裏曲折表達,卻在高牆面前囁嚅失語。村上春樹直抒胸臆,只緣他來自一個自由社會,無論是他的筆還是內心世界都是自由的。



許子東:關於蛙的一些讀法——導讀莫言 之一

編按: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近著《蛙》以中國生育史為題材,寫出他首部直面中國問題的小說作品,並有與文革時代相關的情節,與他以往的風格不同。本文作者許子東,是研究現當代中國小說的學者;今明兩天,許子東探討莫言「文革故事」與「後文革故事」的階段異同,為大家提供一些閱讀莫言的方法。


莫言長篇小說《蛙》,不寫「文革後」劫後餘生種種,而是將殘酷鬥爭的「文革故事」直接與當下的繁榮腐化場景拼貼並置。這種「後文革故事」,逼迫人們思考PostmodernismPost-Maoism的關係。「後毛澤東時期」的文學,「後」跟「毛」怎麼延續跟切割,到底「後」是否定超越?還是跟隨延續?或者轉世投胎?

器官與名字

小說的後半部分,描寫今天一些常見奇景。「我」是退伍軍人,第二任妻子瞞覑他在一個代孕中心做人工受精,想要兒子。小說題目「蛙」,是一個科研機構的表面招牌。可是,「蛙」的諧音是娃娃的「娃」。牛蛙科研中心經營兩種業務:一種是「無性代孕」,客戶拿精子去,在中心裏面自有女性幫客戶生孩子,三萬五萬價格不等。另外一種,是「有性代孕」,男客戶去跟裏面的女人「做」一段時間,懷上並生下小孩給客戶。然後小孩和母親無關。兩種代孕,前者合法,後者「地下」。

在敘述科研中心的同時,小說又描寫了「我」在一家豪華醫院遇到了已變成了大款的昔日同學李手。這位大款同學,和代孕中心裏的一個小姐有曖昧關係,留下一個小孩。這部長篇裏的鄉親名字,都是以人的器官命名,陳鼻、李手、王肝、王膽,莫上唇等等,這也是莫言一貫怪異荒誕筆法的新變化。在李手的飯店裏,主人公又碰到了他的另一個老鄉好友陳鼻,一把年紀卻在飯店裏為招攬生意而假扮唐吉訶德或是假扮賽凡提斯,活得很慘。小說同時又交代,「我」的姑姑,嫁給了貧窮捏泥的郝大手。而另外一個姓秦的老鄉,後來卻成了捏泥的大師。

所有這些人物和故事線索,這樣敘述出來,好像沒有什麼戲劇性,除了「有性代孕」。偏偏小說裏寫的還是無性的。和《手機》或《兄弟》比,莫言筆下的當下故事,太平淡了。可是為什麼這些雜亂瑣碎的線索,放在整部小說裏卻驚心動魄甚至令人不忍卒讀呢?原來,和諧平庸的今天,是從畸形動亂的昨天過來的。「後文革」與「文革」兩個場景,中間有複雜的血緣(字面意義上的「血緣」關係)。如果我們順覑小說時序讀,就會知道,「我」的第二任太太小獅子去牛蛙中心求子時,已經五十多歲。可她從年輕二十來歲開始就跟覑「我」的姑姑一起做計劃生育工作。姑姑是計生辦的副主任,小獅子是忠實得力助手。姑姑年輕時,曾和一個很帥氣的飛行員談戀愛。可是這個飛行員不久飛到台灣去了,為了五千黃金投蔣。姑姑於是成了「壞份子」。為了洗刷這個黑帽子,姑姑變得非常革命、非常積極。這個人物,很像鐵凝《玫瑰門》中的司淇紋──故意將金銀財寶埋在後院然後特地請紅衛兵來抄家挖地三呎。姑姑的性格偏執頑強,化反革命罪名為革命動力,在村裏推行計劃生育毫不留情。開始是婦女普遍都要放環。男村民則不僅要帶套,後來還要「男紮」(切斷輸精管)。這些描寫放回六七十年代中國鄉村,基本寫實。但莫言寫作時可能也有國際閱讀市場的期待:海外的讀者及漢學家對於文革苦難或已同情太久有點麻木了,但是計劃生育一胎政策,卻是一個極敏感的新政治視點。從這個角度看,莫言小說的政治視野很敏銳,小說在控訴中國的人口政策方面,寫得頗為煽情。

渴望與慾望

在主人公的姑姑手上,前後有三個女人死亡。第一個是地主的媳婦,成分不好當然更不可違反政策,計生辦的人追覑她要把她人流(編按:人工流產)。女人走投無路,居然游到河裏面去,姑姑等人就在河上坐船追,最後一直追到河水見紅──不僅是流產,連這個媳婦也死掉。第二個就是主人公「我」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王仁美前面有個女兒,但她想生一個兒子。雖然男人堅持帶套,但她悄悄用針紮了一個洞,騙了丈夫之後懷孕。丈夫是個軍人,服從命令竟比保護家人更重要,眼睜睜看到他姑姑到他家裏去逼迫他心愛的女人,前後三次,終於把他老婆找出來做了人流,最後王仁美死掉。被迫人流是一回事,人流死掉又是一回事,兩者並沒有必然關係。把這兩件事因果連接,計劃生育變得非常之可怕。小說中姑姑手上的第三個死者,就是「我」的同齡好友陳鼻的女人。鼻子很大的陳鼻,一直想要兒子,懷覑三代是單傳等等使命感。他的女人畸形的嬌小,只有七八十公分高,可是什麼都齊全也很小。男人陳鼻卻什麼都很大,很特別的愛情畫面。王膽懷孕後,被告知她這樣的身體不應該生孩子,於是姑姑又領覑人包括小獅子死命去追,最後竟也追到,小孩還是生下來了叫陳眉,眉毛的眉,但是王膽死掉了。換句話說,在這個追的過程當中,小獅子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幫兇。好了,小說到這裏才進入「戲肉」裏:現在「我」去牛蛙科研中心辦無性代孕,精子正植入在陳眉的身上──這是莫言的精心設計。換言之,陳眉現在要用自己的子宮替殺母幫兇生個兒子(她的媽媽就在生她的時侯被小獅子及主人公姑姑等害死的)。同時她去代孕是為了籌錢她父親看病,她父親恰恰又是精子男主人一生摯友。這是一個既夾帶亂倫又包括欠債的殘忍故事。然後,故事怎麼發展下去呢?小說最後寫小獅子假裝自己懷孕,所有的人都覺得她是懷孕,還叫一輩子逼人節育的姑姑來幫她「接生」,最後接出來的是那個牛蛙中心出來的陳眉和「我」的孩子。

文革與計劃生育

這麼一個荒誕劇,我們應該怎麼看?牛蛙中心無性代孕等等,是今天既誇張又真實的荒誕現實。但因為後面背了一個難言的歷史負擔,於是當代新生同時也是革命孽債。小說內容,跨越兩個歷史時期,故事情節放在各自的時代單獨來講,都合理正常。但並置以後,便畸形亂倫。當年以強制粗暴甚至非人道手段的推行節育,尤其在農村,司空見慣。一些地方推行節育就一律「男紮」。農民以為節育等於絕育,於是抗議,說你們城裏人啊,又唱歌又跳舞,我們就這點「文化生活」,你們還要幫我們剪掉。非常想不通。各級計生辦,對於那些千方百計要生第二第三第四胎要追個男生的情窮追猛打,這在中國是不僅是嚴峻的歷史,也是延續至今的一個政策現實。「文革」與今天在計劃生育政策上的差別只是,當時違反政策可作為階級矛盾處理,尤其對付成分不好的人,手段殘酷。今天則更多靠罰錢。方向不同,還是窮富不同待遇。另一方面,今天的代孕中心、人工受精,有錢同學開寶馬等等,也是司空見慣的現實,或者還是崛起繁榮的證據。莫言的本領是把這個現實跟那個現實通過一個殘酷巧合的倫理線素聯繫。你今天花錢將精子放到你當初被你太太殺掉的女人的小孩的子宮裏,如此生產你的未來。這個扭曲古怪的情節可以有很複雜的象徵意義,或可被讀作對毛時代與「後文革」關係的一個狂歡性的政治隱喻……

不繞圈子的創作

我關注到最近幾年一些中國的一線作家,終於開始不繞圈子了。他/她們繞了很多年圈子攢得了很多獎當上了各種主席代表委員,近年來當社會已不大關注他們的時候,他們開始悄悄地正視文革了。賈平凹新作《古爐》,無數細節堆積成大作品,讓人們回頭看到一個大革命與普通鄉民生態之關係。王安憶《啟蒙時代》,寫一九六七年的平凡家庭故事,有好的開篇卻沒有全盤展開。《長恨歌》將文革連到「舊上海」裏,近作《天香》剛獲「紅樓夢」獎。八十年代寫文革的得獎作品,如王蒙《蝴蝶》、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陸文夫《美食家》等,都把「文革故事」與五六十年代的「前文革故事」連起來寫,或者乾脆寫成一個連貫的故事(如古華的《芙蓉鎮》、高曉聲《李順大造屋》)。文革之所以發生的歷史淵源,文革與四清、反右,甚至土改的因果關係,是這些作品(也是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思想焦點。但是二十多年後,今天重新講述「文革故事」裏,作家有時會淡化文革的根源,卻強調文革的後果。晚近的文本例證就是余華倍受爭議的《兄弟》,和獲茅盾文學獎的《蛙》。兩部引人注目的作品,有一個共通的寫作策略,就是不去細細複製梳理「文革故事」的歷史複雜性,也不順時序細細回顧文革之後的社會改型過程,而是將「文革故事」模式化為暴力批判、畸形性欲、血肉細節、受難悲情等戲劇性記憶畫面。然後將這個血肉悲情的「唱紅打黑故事」直接和今天的畸形腐化繁榮場景(處女選美大賽、有性無性代孕中心等)拼貼、並置、連接起來,中間留白。所以這不是「文革後」劫後餘生故事,而是「後文革」腐化繁榮故事裏「文革是兄,今天是弟」(或曰「兄是假胸,弟是真諦」。在官方意識形態「遺忘工程」和在「新左派」懷念文革的社會背景下,《兄弟》和《蛙》等小說,並不複製文革歷史的豐富細節,卻有心思考文革與今天的關係。我讀《兄弟》,覺得上部成績一分,下部也是一分,但加在一起也許十分。《蛙》也是如此。文革中批鬥會、苦難生活、計劃生育苛政猛虎,單獨看只是控訴。如果只寫當下無性有性潛規則等,一如網路獵奇故事。但「血肉倫理」連接起來,就連起來兩個時代,怎一個「後」字可解?

(二之一)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文革故事』與『後文革故事』──讀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作者本文寫成於去年底,今年九月校改)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學者,論文及專著曾多次獲獎。近著《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等。






許子東:尋找回應文革新形式《蛙》之二 ()

編按:莫言近著《蛙》寫科研中心繁殖計劃,在許子東的分析裏,是文革和後文革的故事,並有指向中國歷來的社會問題。今天,許子東繼續為讀者分享《蛙》的閱讀方法,看看莫言如何在當代小說書寫中,尋找回應舊時代的新形式。


具體回到文本,莫言寫「文革故事」與「後文革故事」之關係,至少有以下幾個既寫實又象徵的細節線索:第一,昨天打倒之官,今天兩代是官。第二,當年奸人造反,如今寶馬小蜜。三,昔日愚昧忠厚,今日不幸變瘋。四,從前古怪書生,現竟變成「大師」。五,悲劇的主人公,一直要設法贖罪償還。

曾被批鬥的人

文革初期的政治口號之一,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裏看似有三個關鍵字:黨內、資本主義、當權,其三者之間的必然聯接關係才是真正的關鍵。當年打倒官,今天依然是官。小說中曾被批鬥的楊書記,後來他的兒子又做了這個地方的縣長,楊書記則到省裏去了,對當年「緋聞女友」姑姑依然念舊情,只是姑姑再也不原諒他,刺激仇恨早已轉化為對上千女人性生活成果的窮追猛打。或許只是巧合,當年典型文革故事《芙蓉鎮》裏面支援反派女幹部李國香的書記也姓楊,運動後楊也高升並繼續保護犯錯的李。可能文革之前是官,文革當中倒楣,文革後繼續升官,而且官二代也被培養上位,這樣的情節很符合大眾的現實閱讀期待。第二,奸,仍然是奸,造反派肖上唇即一例。肖上唇的低貶形象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比方說《芙蓉鎮》裏面的猥瑣的王秋赦,以及長相難看的女幹部李國香。和美女主角胡玉音相對比,古華一上來就說這個李國香胸脯扁平、交男友不順利、性壓抑等等。我一直有懷疑,要是這個反派李國香比受難女主角好看呢?這文革故事還會那麼受大眾歡迎嗎?何以反派相貌必然猥瑣呢?而且莫言這次不僅醜化造反派身體,還給他取個名字叫肖上唇,他孩子還繼承了這款「符號」,肖下唇在小時候就常跟「我」打架作對,從小就壞。更有意思的是,到了小說的後半段,肖下唇改名肖夏春,開覑寶馬,帶覑小蜜,出入高級的婦產科醫院。這個有點粗糙的象徵性細節,也非常符合今天的大眾想像,對於腐敗與財富的傳統仇恨。

我注意到,不只是莫言的《蛙》,在賈平凹、王安憶或其他作家筆下,凡是在文革作品當中以造反派名目出現的人,如果寫到文革後,便從未報應,更無懲罰。近期小說,還要寫他們發財買地開寶馬之類。也是「後文革故事」典型風景之一。第三,當年長相奇怪心地善良的鄉親陳鼻,在文革期間整天追要兒子,後來死了心愛的嬌小女人王膽,自己先是在李手飯店屈辱假扮唐吉訶德,最後就真的變成個瘋子在街上討飯。而他的女兒則為了替他看病出借子宮無性代孕。這是小說中弱勢群體普通百姓的一個代表:昨天父親愚昧負重,今日女兒清醒忍辱。和前兩條線索「官仍是官」,「奸現在富」因果並行,「文革」與「後文革」故事的這第三個情節主線連貫最為沉重。《芙蓉鎮》最後造反派王秋赦發瘋,是大眾讀者一廂情願的善惡報應邏輯,而《蛙》中老實人陳鼻最後發瘋女人還要為「仇人」代孕,則是大眾讀者理解不了的現實社會發展後果。

另一種不合群運動

當然,《蛙》的故事也不全都是灰暗沉重,小說寫一個叫秦河的年輕人,在文革中是個乞討的書生,行為很怪,很不合群。可到了文革後他居然變成了一個捏泥人的大師。莫言用了很多筆墨寫他怎麼變成一個大師,對這個「知識分子形象」又像欣賞又似諷刺。有趣的是,《芙蓉鎮》掃街的右派書生也姓秦,叫秦書田。有意無意,我們看到文革敘述模式的一種文本對話。

以上幾條線索,與早期文革故事對話,官員上下,造反派經商,弱勢群體還是弱勢,知識分子變身「大師」等,恰好涵蓋各個社會階層的「後文革」裏變遷,是情節偶合,還是有意安排?

泥娃娃的隱喻

但是小說中更耐人尋味的還是「姑姑」的性格命運變化。前半部分,姑姑的遭遇充滿戲劇性,但她一貫的忠心於黨、忠心於毛。小說男主角曾求她,王仁美是我的親人,你不要逼迫她,把她從地窯裏找出來流產。姑姑說我也無辦法這是毛主席交給我的一個任務。我們一定要去說服她……就這樣整死了好幾個人。到了晚年以後,她去捏了九千多個泥娃娃──她一共「幫助」裏九千多人流產。這是一種奇特的懺悔。而她最後捏的那個泥娃娃,就是代表「我」的精子陳眉代孕假裝是小獅子生的這個小孩。這是一個例外,這個小孩活下來了。姑姑以這麼一個象徵的方法,來表達她這麼一個曾經忠心耿耿參與革命把一切獻給黨的這人,到了晚年對自己一生成果和孽債的總結和贖罪。同樣的道理,小獅子,也一輩子幫人流產,自己卻沒孩子,最後要偷、騙自己老公的精子去植入一個當初的仇人的小孩。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反諷意義上的救贖與報應。

莫言的小說世界很龐雜,數量多,寫作速度快,故事常令人眼花繚亂。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蛙》也許並不是莫言最好的小說。很多情節都有隨意性,語言也可以更節制。另一部獲獎裏的《生死疲勞》,在嘗試章回文體時也不是無懈可擊。但是這不妨礙莫言繼續他恣肆的想像力,他還會不斷的獲獎,還會不斷的在海外被翻譯。他已經進入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輸送帶,他已經是不斷在光環上被輸送。莫言今後得更大的獎,也不意外。但是,從他這些狂歡的語言、從他這些奇怪的細節、從他這些看上起不太真實的故事後面,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條主線,他在想回答一個什麼問題。他在逼迫讀者思考,我們今天的繁榮社會如何在痛苦地消化革命的後果。他在冷靜觀察,我們今天怎麼樣以荒誕腐化來告別殘酷的革命。

(二之二)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學者,論文及專著曾多次獲獎。近著《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