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7日星期六

樊善標: 歷史的教訓

朱自清在一九二八年的〈那裏走〉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準備以此自我麻醉,靜候所屬的小資階級被革命者消滅。朱自清一直敬服胡適,儘管 對馬克思主義史觀看法不同,以知識、學術改良社會的宗旨,仍大有相通之處。正是這樣,朱自清深信革命的進程早已注定,雖本於對自己內心的忠誠,不打算為美 好前途而勉強參與,但也在旁邊加一把勁,哪怕最終會葬送了自己的階級。既不投機進取,也不明哲保身,實在太天真、太儍了,可又多麼悲壯。 



如果革命是詩,隱遁是只說閒適的話或甚麼都不說,朱自清始於寫詩,繼而以抒情散文蜚聲,後來兩者都放下了,卻仍在〈論無話可說〉中偶露一鱗,批評當時社會上 喧騰的言論「壓根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可見他是悲觀而不能甘於沉默。隨着形勢緊張,穠麗的抒情文和描寫文的確不寫了,抗戰開始後連記人記遊的文章也大大 減少,此後大部份是學術著作,可最令我感動的反而是收在《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裏的晚期文藝論文。

朱自清早年自揣不能參加革命,是因為小資階級的意識深入骨髓,無從洗淨,但後來心態漸變,認為文人只要作為平民而生活,「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 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於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那時他們就確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甚麼是文學的「生路」?〉)。而他的論文如〈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通俗化〉、〈論標語口號〉,也都努力體察新興文學現象背後的原理,嘗試了解接納 社會的變化,為後來者指引方向。朱自清由此找到了研究學術和改革社會的契合點。這並不是曲學阿世,因為他沒有自我標榜為新時代的先鋒,而且他努力擴大文學 的標準,擁抱平民時代之餘又呼籲包容不同的美感,不要把文學徹底變為工具。

朱自清在一九四八年過世,只有五十歲。翌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把他和清華大學老同事聞一多相提並論:「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 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 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正如有人提問,如果魯迅活到五十年代會怎樣,朱自清的下場恐怕相差不遠吧,但能夠因此說他們當天太愚昧了 嗎?最近讀陳致的《余英時訪談錄》,陳先生問有沒有方便的途徑可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又能避免後現代的弊病,余教授說,不會有這種方便的途徑,「『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就是最高境界」。如果真有所謂歷史的教訓,這可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