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在一九二八年的〈那裏走〉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準備以此自我麻醉，靜候所屬的小資階級被革命者消滅。朱自清一直敬服胡適，儘管
對馬克思主義史觀看法不同，以知識、學術改良社會的宗旨，仍大有相通之處。正是這樣，朱自清深信革命的進程早已注定，雖本於對自己內心的忠誠，不打算為美
好前途而勉強參與，但也在旁邊加一把勁，哪怕最終會葬送了自己的階級。既不投機進取，也不明哲保身，實在太天真、太儍了，可又多麼悲壯。
如果革命是詩，隱遁是只說閒適的話或甚麼都不說，朱自清始於寫詩，繼而以抒情散文蜚聲，後來兩者都放下了，卻仍在〈論無話可說〉中偶露一鱗，批評當時社會上
喧騰的言論「壓根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可見他是悲觀而不能甘於沉默。隨着形勢緊張，穠麗的抒情文和描寫文的確不寫了，抗戰開始後連記人記遊的文章也大大
減少，此後大部份是學術著作，可最令我感動的反而是收在《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裏的晚期文藝論文。
朱自清早年自揣不能參加革命，是因為小資階級的意識深入骨髓，無從洗淨，但後來心態漸變，認為文人只要作為平民而生活，「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 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於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那時他們就確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甚麼是文學的「生路」？〉)。而他的論文如〈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通俗化〉、〈論標語口號〉，也都努力體察新興文學現象背後的原理，嘗試了解接納 社會的變化，為後來者指引方向。朱自清由此找到了研究學術和改革社會的契合點。這並不是曲學阿世，因為他沒有自我標榜為新時代的先鋒，而且他努力擴大文學 的標準，擁抱平民時代之餘又呼籲包容不同的美感，不要把文學徹底變為工具。
朱自清在一九四八年過世，只有五十歲。翌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把他和清華大學老同事聞一多相提並論：「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 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 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正如有人提問，如果魯迅活到五十年代會怎樣，朱自清的下場恐怕相差不遠吧，但能夠因此說他們當天太愚昧了 嗎？最近讀陳致的《余英時訪談錄》，陳先生問有沒有方便的途徑可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又能避免後現代的弊病，余教授說，不會有這種方便的途徑，「『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就是最高境界」。如果真有所謂歷史的教訓，這可能就是了。
朱自清早年自揣不能參加革命，是因為小資階級的意識深入骨髓，無從洗淨，但後來心態漸變，認為文人只要作為平民而生活，「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 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於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那時他們就確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甚麼是文學的「生路」？〉)。而他的論文如〈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通俗化〉、〈論標語口號〉，也都努力體察新興文學現象背後的原理，嘗試了解接納 社會的變化，為後來者指引方向。朱自清由此找到了研究學術和改革社會的契合點。這並不是曲學阿世，因為他沒有自我標榜為新時代的先鋒，而且他努力擴大文學 的標準，擁抱平民時代之餘又呼籲包容不同的美感，不要把文學徹底變為工具。
朱自清在一九四八年過世，只有五十歲。翌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把他和清華大學老同事聞一多相提並論：「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 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 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正如有人提問，如果魯迅活到五十年代會怎樣，朱自清的下場恐怕相差不遠吧，但能夠因此說他們當天太愚昧了 嗎？最近讀陳致的《余英時訪談錄》，陳先生問有沒有方便的途徑可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又能避免後現代的弊病，余教授說，不會有這種方便的途徑，「『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就是最高境界」。如果真有所謂歷史的教訓，這可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