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教科的爭議發展到今天，有關的科目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政府日前的讓步，客觀地已擱置了獨立成科的要求，而胡紅玉的有關課程指引已失效的提法，亦間接承認了國教科的壽終正寢。假如政府最終能正式宣布撤回國教科，自然是最理想的結果，但現在餘下的爭議，說到底是信任的問題。對政府沒有絲毫信任的朋友，認為一日國教科的形式仍在，政府總有辦法借此威逼利誘學校就範。然而，官場中人大概相信即使政府真的最後全面讓步，但她既然認為提高學生對國情認識是應有之義責無旁貸，因此也絕不能承諾日後不會以其他形式在學校推行或資助有關活動，而以目前公眾對任何與中國相關的交流、教育、學術活動都視為染紅香港的氛圍來看，即使全面撤科，也想像不到爭議會完全消失。
以為沿用的程序準則仍行之有效
回頭細看整個爭議，除了看到官民間全無互信、中港矛盾與日俱增外，也徹底暴露出政府的運作方式已嚴重落後於現實的政治要求。從爭議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官員自欺欺人地以為一直沿用的程序和準則仍然行之有效，盲目迷信所謂的專業理性的說法還足以取信於民、化解矛盾，不知不覺間助長了危機擴大，自招更大敗辱。
敗筆之一，是官員過分簡單以官僚邏輯去回應問題，而問責官員的政治醒覺則嚴重不足。可以相信，當國教獨立成科的決定在年前拍板後，負責落實決策的官員，便以一貫的做法按部就班去做準備工夫。對學校而言，既然要推行新科目，自然要求要有教學指引和有更多參考教材可用，也希望有財政資源配合。官僚自然「從善如流」，照辦如儀。有關課程指引，既然早已交由公眾人士組成的委員會負責，並已流水作業式完成了一貫的諮詢工作，所以官僚大概認為「問題不大」。至於撥款資助學校，在講求衡工量值、公眾問責的今天，要求學校證明公帑用得其所是指定動作。事實上，教育界中人對這種使用資助後的成效評估，早已習以為常。按此邏輯，教育官僚相信要求校方整理學生的整全參與活動紀錄和學生受教後的成效評估數據，只是按一貫辦法處理。至於教材問題，既然市面供應不足，政府以公帑資助推動一下玉成好事，也無不可吧？撥款以後，有關團體如何外判、判上再判、甚至最終的教材有問題，因為要尊重學術自由嘛，所以還是不要「干預」為上。
人人按既定程度運作，整個流程都看似合情合理，而公務員按章辦事，也是份內之事。問題是有關國民教育，是否真的可以單靠官僚的所謂專業判斷、既定程序便可以處理？「四大政治任務」的指控，早已甚囂塵上，假如梁振英真的沒有「洗腦」意圖，整個政府班子為什麼沒有意識到問題的特殊，根本不可能以一貫辦法處理？不管是麻木大意還是心存僥倖，也教人對新班子的政治能力徹底失望。發現《中國模式》成為眾矢之的後，新班子亦應有政治判斷去全面否定此書。「專業」教育官僚出身的吳克儉以至梁振英，在爭議早期只是重複政府的一貫辦事程序，全無政治判斷力，也錯失了及早介入平息風波的機會，完全無法發揮政治問責官員應有的審時度勢、果斷行事的領導角色。
諮詢過程問題的四個方面
政府中人也許心中有氣，認為既然已完全按足諮詢程序徵求公眾意見，並且已修改，便不能說政府無視民意，問題只是公眾喜怒無常，出爾反爾，而假如所有政策都要因最後階段民情改變而要退讓以至收回，政府日後又如何辦事？這裏關乎諮詢過程的問題，有四方面可以討論。
首先，被諮詢的公眾層面是否廣泛是一個關鍵。諮詢委員會的組成近年一直被人詬病，說這班義務工作的朋友都只是「保皇黨」、「應聲蟲」並不公平，但他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又或者對現行政策批判性與社會輿論存在明顯差距，卻是事實。第二，是諮詢時間的問題，政府政策形成往往需時數載，政府也可能曾就有關政策多次諮詢，但三年前的意見在三年後還有多少參考價值，值得深思。以現代社會和本地政治生態變化之快，這種假設似乎難以站得住腳。民情的改變也取決於第三個相關環節：資訊的掌握。公眾起初對個別政策方向的認同，後來卻反對，可能是因為得到了更多資訊，因而改變了立場。當初也許沒有多少人原則上反對推行國民教育，但看到千瘡百孔的課程指引和令人生厭的《中國模式》參考材料後，因而感到憂慮甚至反感，其實是一個合理的過程。但現行的諮詢過程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往往只視公眾諮詢為一個教育市民如何掌握「正確」認識的過程，而官員則自以為掌握了問題的所有事實和理據。但實情是，民眾的反對可以是基於對同一事實的不同判斷，這當中固然涉及個人利益，但也取決於價值判斷。官員簡化地視所有反對聲音為「非理性」，甚至是「被人煽動」的噪音，無視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才是導致矛盾不斷升溫的原因。
反映問責制的失敗
國教風波完全暴露出舊體制的官僚主義與今天的政治現實的嚴重脫節，也反映出引入多年的問責制的失敗。歷任特首對商界精英、公務員以至專業人才情有獨鍾，但始終不敢重用有政治歷練、具政黨聯繫的政治人才，令問責班子政治能力不足，自斷一臂。公務員出身的問責官員無法洞悉現行機制的缺失，認為常規存在便必然合理，也對社會民情沒有足夠掌握。外面招來的卻怯於官僚體制權威，不敢改動不合時宜的既定規則，也缺乏政治視野和識見去及早介入爭議，而出事後只懂躲在「程序」後面求存。但政府往往到風波全面爆發後為求自保把所有常規程序拋諸腦後，徹徹底底地自打嘴巴，進一步消磨現有制度所剩無幾的公信力。民主化固然是終極出路，但坦白承認現存的官僚主義封閉決策模式的不足，擴大與政黨的合作基礎，未嘗不是有助提高管治能力的短期辦法。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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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建源中頭籤 將動議倒吳克儉
信報 2012年10月5日
立法會將於本月17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在這個暑假炒得滿城風雨的國民教育議題，將會率先搬上會議廳辯論。教育界候任議員葉建源獲告知抽中第一條辯論動議，他將會動議就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及要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兩個題目進行辯論。
議員議案沒法律效力，但葉建源預計泛民對這個議題立場清晰，會「盡抒己見」。葉建源的動議措辭中，會「強烈譴責政府漠視民意，促請政府立即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另外措辭中亦花上一定的篇幅，要求吳克儉下台，指摘吳克儉在事件中嚴重處理失當，「包括多次拒絕與反對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教師、家長和學生公開對話，只偏聽支持者意見；又指沒有遊行的沉默大多數都贊成國民教育，反對的人數多寡並不重要」。
多個泛民政黨之前曾發表對國民教育科的聯合政綱，並計劃提交私人條例草案，迫使政府徹底撤回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但葉建源稱，現階段法案草擬工程仍未開始動工，他預計，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私人草案籌備工作，並提交立法會。此外，教育局去年5月曾就推行國民教育展開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卻未有交代結果，屢受
質疑，而局方最近在網站靜悄悄地上載了一份逾400頁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及修訂報告》，分別詳列在諮詢期間所收集到的問卷調查結果以及分析。
報告指出，教育局在去年5月至8月進行的8場課程諮詢會期間，總共收回454份問卷。至於以全港學校為諮詢對象的問卷調查，截至去年9月5日為止，共收到 405間學校的回覆，約佔全港學校的39%，包括167間中學及238間小學，當中大都支持課程理念，但有五成三小學表示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在
2012/13學年推行；六成二中學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在2013/14學年推行。另有八成七的學校認為，不宜以「打分」來反映學生的學習成就。
當中亦有不少學校對課程提出質疑。有意見直指，應該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改名為倫理及公民教育或德育及公民教育較佳；也有學校批評，課程內有關國家範疇部分只見歌功頌德，不見全面，認為不利培養批判性思考和獨立分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