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林沛理: 大學迎新與校園欺凌 




大專院校迎新活動的失控和意淫,是校園欺凌的變種,反映了香港教育制度的失敗。

九月是大學迎新營的旺季,大先(Senior,大學的高年級學生)「玩新生」早已是大學的文化和傳統,亦是很多大學生的集體經驗和集體回憶。

當然,玩新生只是校園欺凌的分枝和變種,而校園欺凌是一個全球的社會現象和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它引發多宗傷亡慘重、傳媒廣泛報道的校園槍擊事件,亦不過是反映我們這個社會百病叢生的冰山一角。

以美國這個時至今日仍然男權至上的父系社會為例,校園不僅是老師傳授書本知識的地方,更是學生從校園生活和透過彼此的交往,學習怎樣由男孩變成男人的場所。美國校園有所謂「一百零一種成為雄赳赳男子漢的方法」(101 Ways to be a Man on Campus),包括恃強凌弱、流血不流淚、征服女人、用武力解決問題,以及對肌肉與暴力的崇拜等等。

二零零三年的好萊塢電影《懸河殺機》(Mystic River)講的就是身處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美國的男人不是受害者(victim),就必然是加害者(victimizer)。倘若你沒有男主角辛潘(Sean Penn)的渾身肌肉和鐵石心腸,就逃不過另一個主角添羅賓斯(Tim Robbins)的受害者命運——他先被人拐帶,後被誤認是兇手,最後沉屍大海。影片最令人髮指的一幕,是辛潘妻子知道丈夫殺錯人後,不但沒有加以指責,反而理直氣壯地宣稱,這就是強者的所為和弱者的下場。

美國文豪海明威大半生逞強逞能,虛張聲勢,以證明自己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要讓世人知道他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不惜老遠走去非洲打獵和去西班牙鬥牛;既酗酒又打拳,最後用對自己最殘忍的「強者」方式自殺——瞄準自己的頭顱開槍。他那句來自《老人與海》的傳世名言——「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真男人寧死不屈),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大男人的裝腔作勢(macho posturing)。難怪與他稔熟的小說家和評論家Gore Vidal說他其實是「美國社會特有的女人型」(an American sissy)

從這個角度看,校園槍擊往往是對校園欺凌的極端回應。平時給人百般凌辱的受害者、弱者和無能者突然將自己全副武裝起來,變成操生殺大權的「能者」和「強者」。他們從殺戮中得到的不僅是復仇的快感,還有一種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的自我完成,甚至自我改造(self-transformation)的狂喜。在有關校園槍擊的報道,目擊者常常說行兇學生表現得極度興奮(in a frenzy),其原因在此。

近年香港某些大學的迎新活動越玩越失控,對意淫味道甚濃的不文遊戲更似乎情有所鍾。這類標奇立異的迎新活動其實是一種表態,甚至一份聲明,用來告訴校方、老師、家長,以至整個社會,這些大學生不但已經長大,並且付出了代價,掙得了他們應得的自由(They have earned our freedom!)。在這個意義上,迎新活動的設計和參與,象徵意義大於一切,甚至可以說是大學生非正式的「成人禮」(rite of passage)。迎新活動喜歡踩界和意淫,因為這類活動必然會招致校方、家長和社會的質疑、批評和反對;而反叛有理的年輕人,早已習慣從上一代的否定中來肯定自己。

從另一角度看,迎新活動失控,是一批長期被剝削了自由的人,在一下子得到自由之後把它濫用的結果。這情況就像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黑奴得到解放,但有些卻無法適應轉變,結果鋌而走險,走上破壞社會的犯罪之途。

大學玩新生活動,其實也是一種由受害者變身為加害者的身份逆轉遊戲。學生多年來吃盡香港教育制度的苦頭,披荊斬棘終於入到大學並讀到高年級,自然不會放過將埋藏在心中已久的怨氣發洩在新生身上的機會。

這就是香港教育制度的荒謬,它製造的一批贏家其實也是輸家,因為他們當自己是受害者。非人制度最恐怖的地方,在於給它吃了的人又會去吃其他人,並且吃得更狠和更痛快。張愛玲最震撼的短篇《金鎖記》,講的正是被封建制度奪去「愛的能力」的母親七巧,怎樣心狠手辣地去扼殺女兒長安的幸福。長安以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去腰斬她「最初也是最後的愛」,思之令人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