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專院校迎新活動的失控和意淫，是校園欺凌的變種，反映了香港教育制度的失敗。
九月是大學迎新營的旺季，大先(Senior，大學的高年級學生)「玩新生」早已是大學的文化和傳統，亦是很多大學生的集體經驗和集體回憶。
當然，玩新生只是校園欺凌的分枝和變種，而校園欺凌是一個全球的社會現象和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它引發多宗傷亡慘重、傳媒廣泛報道的校園槍擊事件，亦不過是反映我們這個社會百病叢生的冰山一角。
以美國這個時至今日仍然男權至上的父系社會為例，校園不僅是老師傳授書本知識的地方，更是學生從校園生活和透過彼此的交往，學習怎樣由男孩變成男人的場所。美國校園有所謂「一百零一種成為雄赳赳男子漢的方法」(101 Ways to be a Man on
Campus)，包括恃強凌弱、流血不流淚、征服女人、用武力解決問題，以及對肌肉與暴力的崇拜等等。
二零零三年的好萊塢電影《懸河殺機》(Mystic River)講的就是身處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美國的男人不是受害者(victim)，就必然是加害者(victimizer)。倘若你沒有男主角辛潘(Sean
Penn)的渾身肌肉和鐵石心腸，就逃不過另一個主角添羅賓斯(Tim Robbins)的受害者命運——他先被人拐帶，後被誤認是兇手，最後沉屍大海。影片最令人髮指的一幕，是辛潘妻子知道丈夫殺錯人後，不但沒有加以指責，反而理直氣壯地宣稱，這就是強者的所為和弱者的下場。
美國文豪海明威大半生逞強逞能，虛張聲勢，以證明自己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他要讓世人知道他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不惜老遠走去非洲打獵和去西班牙鬥牛；既酗酒又打拳，最後用對自己最殘忍的「強者」方式自殺——瞄準自己的頭顱開槍。他那句來自《老人與海》的傳世名言——「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真男人寧死不屈)，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大男人的裝腔作勢(macho posturing)。難怪與他稔熟的小說家和評論家Gore
Vidal說他其實是「美國社會特有的女人型」(an American sissy)。
從這個角度看，校園槍擊往往是對校園欺凌的極端回應。平時給人百般凌辱的受害者、弱者和無能者突然將自己全副武裝起來，變成操生殺大權的「能者」和「強者」。他們從殺戮中得到的不僅是復仇的快感，還有一種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的自我完成，甚至自我改造(self-transformation)的狂喜。在有關校園槍擊的報道，目擊者常常說行兇學生表現得極度興奮(in a frenzy)，其原因在此。
近年香港某些大學的迎新活動越玩越失控，對意淫味道甚濃的不文遊戲更似乎情有所鍾。這類標奇立異的迎新活動其實是一種表態，甚至一份聲明，用來告訴校方、老師、家長，以至整個社會，這些大學生不但已經長大，並且付出了代價，掙得了他們應得的自由(They have earned our
freedom!)。在這個意義上，迎新活動的設計和參與，象徵意義大於一切，甚至可以說是大學生非正式的「成人禮」(rite
of passage)。迎新活動喜歡踩界和意淫，因為這類活動必然會招致校方、家長和社會的質疑、批評和反對；而反叛有理的年輕人，早已習慣從上一代的否定中來肯定自己。
從另一角度看，迎新活動失控，是一批長期被剝削了自由的人，在一下子得到自由之後把它濫用的結果。這情況就像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黑奴得到解放，但有些卻無法適應轉變，結果鋌而走險，走上破壞社會的犯罪之途。
大學玩新生活動，其實也是一種由受害者變身為加害者的身份逆轉遊戲。學生多年來吃盡香港教育制度的苦頭，披荊斬棘終於入到大學並讀到高年級，自然不會放過將埋藏在心中已久的怨氣發洩在新生身上的機會。
這就是香港教育制度的荒謬，它製造的一批贏家其實也是輸家，因為他們當自己是受害者。非人制度最恐怖的地方，在於給它吃了的人又會去吃其他人，並且吃得更狠和更痛快。張愛玲最震撼的短篇《金鎖記》，講的正是被封建制度奪去「愛的能力」的母親七巧，怎樣心狠手辣地去扼殺女兒長安的幸福。長安以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去腰斬她「最初也是最後的愛」，思之令人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