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保釣是五四延續，是擧蒙運動，但今日中國的保釣卻可能帶來新的封閉與虛無。
倘若遇到「葛日新」（小說《昨日之怒》的主角）這樣的朋友，我會怎麼做？是隨著他投身無休止的運動，還是冷漠地旁觀？
也借由「葛日新」與他的戰友們，中國歷史的另一面突然向我展開。在回顧七十年代時，中國大陸是以一個不斷正常化的形象出現的。在國際舞台上，它重獲承認，而在國內政治上，它從文革的混亂中逐漸擺脫出來。我很少意識到，作為「另一個中國」的台灣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從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到一九七九年與美國斷交，七十年代是一個外交不斷潰敗、陷入身份危機的時代。
而海外的華人世界，則因這力量轉移而發生了新的裂變，這其中蘊涵著無盡的爭吵、希望與幻滅。我也很難想像，原來有一群台灣青年人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學習階級鬥爭、群泷運動、朗誦毛主席語錄。
對於大陸來說，一九七一年最重要的事件是林彪墜機，它標誌著毛澤東神話的褪色。而對於台灣與海外留學生來說，它卻是「保釣運動」。
我在淘寶網上買到了這本《昨日之怒》，洪範書店民國六十七年版，定價八十五台幣。黃底封面上是一個埋頭巨人的版畫，不知是深思還是悲泣。比起我們這個小而輕的時代，那個年代推崇的是沉重與絕望。
這也是一次遲來的探尋。一次強行的登島，與中國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抗議，令「保釣運動」第一次鮮明地出現在我的視野裏。出於對被灌輸的民族主義的逆反，我對於一切象徵性的民族衝突，都保持著特別的懷疑。一個荒蕪的島嶼，一段無人的疆界，懸掛錯的國旗，一次外交言辭上的失誤，我想像不出對它們的無休止爭吵到底有什麼意義。即使你不斷的把五星紅旗或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插在了礁石上，你是獲得了西西弗斯式的救贖，還不過是另一次自我表演？民族是想像出的共同體，而且常是虛幻的想像。
所以，即使常在書中看到「保釣運動」的記載，還很是認識幾位當年著名的「保釣分子」的朋友——他們都有著讓人敬佩、又令人緊張的理想主義勁頭——我們從未想到去追問這一切。
而這一次卻不同。或許因為年齡增長帶來的不同心境，或許是日漸頻繁的台北旅行，更可能是因為大陸在這次「保釣運動」中表現出的非理性狂熱，讓我突然對這個島嶼和它引發的運動產生了興趣。
事實容易呈現，而倘若要追溯它的歷史，摸到那個時代的紋理與溫度，就必須借助於文學，張系國的《昨日之怒》與劉大任的《遠方有風雷》都是無法錯過的。
小說中的不同角色，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現實利益與理想主義的衝突，從希望到幻滅的人生歷程，這一切熟悉的情感與節奏，我都可以在別的文學作品找到。
令我意外的是，它幫助我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再度建立了聯繫。生活在二零一二年的中國大陸，「保釣運動」是一場被政治權力操縱的群泷運動，是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個版本。而再向前追溯到一九九六年，它只是港台的少數人的象徵性行動，是某種歷史遺留物。但是一九七一年的那次則截然不同，它既不是少數行動派的特權，更不是烏合之泷的狂歡，而是一次青年知識分子的集體覺醒。
不管是台北的台大校園，還是美國的安娜堡，都能看到這樣的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那是羅家倫在五四時期所創造的。
那個「保釣運動」是五四傳統與六十年代西方學生運動的結合體，是另一場擧蒙運動，是對個人意義的尋求。在台灣島內，「五四運動的歷史精神，彷彿一下子又復活，瀰漫在台大校園。各學生社會紛紛推出不平則鳴的文字」。而在海外，它變成了那些飄零、疏離的知識分子的凝聚的時刻，他們突然暫時遺忘了自身的無力感，參與到新的集體行動中，也促成了海外華人的團結，把全球華人聯在了一起，塑造出一種命運共同體。
也像是五四運動一樣，這外侮帶來的衝擊，不是導致排外情緒，而是一種自我革新的渴求，它不是導致了嘲諷與無力，而是激發起理想與行動。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也伴隨其中，它來自於百年來的中國屈辱史，也來自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這傳統因為黨派之爭、因為中國的分裂而陷於沉默，如今借由這一歷史事件再度爆發出來。
是劉大任在二零零九年寫的吧：「這段歷史，雖然濃縮在海外一批左翼學生的活動，卻反映著六十年來國共兩黨對立形成的國家分裂。這個陰影的底層，毫無疑問，是中國文明系統近兩百年接近滅絕邊緣的巨大陰影。」
如今，中國再度崛起。釣魚島的爭端則帶來了另一種景象。在台灣，人們少有問津，民主已經實現，台灣主體意識已然形成，傳統中國的憂慮已與新一代無關，親日作風瀰漫在社會各處；在海外華人世界，一個強大的中國已然給予他們慰藉；而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傳統徹底中斷，專制政權與受操縱的民泷合流，以至於任何對外的衝突都引發為新的封閉，它不導致社會覺醒，反而帶來新的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