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於上周日完結，翌日公布點票結果後，引來不少討論，並預測未來特首施政時的各種可能。本文作者現為教師，從猶太人在二千年前的處境看政黨文化與國民教育議題。
「耶穌，抑或巴拉巴？」二千年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站在歷史的分岔口中：身處兩個王國的願景、兩種救贖的宣告之間。沒有中間路線，沒有第三條路，沒有投機取巧分餅仔。
非此即彼的分岔口
他們不會先成立諮詢委員會，再將抉擇時刻延緩三年（甚或永久懸擱）。耶穌vs.巴拉巴：要麼追隨前者，背上十字架，顛覆帝國的枷鎖現實；要麼選擇後者，刀劍力抗異邦欺侮，以保上帝恩賜的選民名分。非此即彼——此可謂真正的政治時刻。
政治預設了立場／信仰的抉擇，以及隨之而來的敵對關係。鬥爭乃政治的具體展現。梁漱溟先生說過，和平自是好，但「和平」不同河蟹，非不證自明的廉價貨，「和平」是要用雙手爭回來的，是故有政治「鬥爭」之必要。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政治決斷與鬥爭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辯證條件，去檢視何謂「和平」，以至「和平」如何為可能。
政治領域本來就蘊含了某種「暴力」，即或給你省去拳來腳往，它仍是敵我之爭。既是非此即彼，真正的政治時刻便不能騎牆、舉棋不定。香港雖未見普選，但大眾眼中的「政治」大致等同自由主義下的議會民主制度；但從政治理論而言，議會民主正正具有模糊，甚至取消政治敵對性的傾向。議會民主制度下的參與者容易陷於固有的程序操作，而不同陣營間利益的權衡、商議和妥協，亦容易淡化甚至取締政治關係的衝突性。
近年，立法會興起性格鮮明的政黨陣營，以抗爭為旗幟，引起許多話題和辯論，頓時令政治的敵對性質明晰過來。「激進」成了坊間最常用以描述此等陣營的形容詞，或褒或貶，亦足見敵對性的含金量比以往高。不過，假如稍為提高政治思考的要求，我們應該再問：如何辨別政治鬥爭之真偽？是否任何形式的抗爭都能夠開創新氣象？有沒有一些敵對關係不但不構成政治，還妨礙、甚至取消政治的出現？
關於政治鬥爭的真偽問題，我們可以從結構人類學對神話／迷思（myth）的分析，獲得啟發。神話在社群出現，源於需要處理社會關係中最基本的矛盾；這不單是「深層次」矛盾，更是無法化約和取消的敵對關係。既然無法解除，唯有疏解，而最基本的疏導之法，便是以另一重虛假的對立關係，來取締、遮蔽或壓抑原有的敵對關係。神話正是這種無意識的符號操作；它並沒有直接解決最基本的社會矛盾，而是通過符號的移位，將之排除在日常語言和知覺範圍外。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屠猶：只要將猶太人判定為日耳曼的敵人，便可轉移德國內部自身的「深層次」矛盾。
套用以上邏輯，可知敵對性的問題不單涉及兩種立場、兩個陣營之間的抉擇和角力。第一眼看到的對立關係往往只是迷思（mythical），乃一幣之兩面，看似敵對，實為同謀，令人無法看清政治的內核。要達至更細密的思考，我們需要尋找對立雙方以外的「第三選項」，才可窺見真章。不是1+1（表面對立雙方），而是1+1+n（n為被前兩者排除的第三項）：真正的「非此即彼」抉擇，不在於前兩者之間，而在於前兩者與第三者（n）之間。
「一國兩制」與「對立」
國民教育、深港融合、幹部治港……在在強化我們反共的意識；但今日反共，即是反什麼呢？怎樣才是真正的反共呢？文化評論人馬國明曾提出一個說法，筆者於此挪為己用，且作參考。回歸以來，「一國兩制」一直以不同形式停留在我們的政治爭議中。反共民主陣營往往以「兩制」為盾，對抗建制派對「一國」的強調。無論每年六四多少人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反共」的具體政治操作仍以「兩制」為幹，守住中港之間各種界線，捍衛香港自主。不過，「一國」、「兩制」之間果真構成真正的政治對立？設若守得住「兩制」，「一國」便不足為懼？
「一國」、「兩制」兩者看似對立，實質處於一體兩面、敵對同謀的格局。眾所周知，鄧小平交出「一國兩制」的提案時，不過重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老調。眾多論者屢次提及，「一國兩制」的操作本來就承襲了香港一直以來獨特的殖民性；「一國兩制」不但沒有為九七後的香港開闢新視野，還延續了香港舊有的殖民性格，甚至加以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將之併入黨國資本主義的巨型治理系統內。對香港人來說，還有比這更好麼——不必付出政治代價，在自己地頭享受着各種自由和人權，只要適度妥協，即可繼續享受現狀？反共嘛，只要你不要來真的，任你如何「兩制」，又有什麼所謂？
行藏在我：不合時宜的政治
假如鬥爭不是為了重複肯定一個感覺良好的自我，而本身就是新創造的開啟的話，鬥士們決不可麻木製造敵人，一味知誘於外。也許，這種具創造性的政治鬥爭並非遙不可及，甚至只欠一步：「還有比這更好麼？」——只要我們將之前這自嘲自憐的反問句，真誠再問自己一次。如果前者答案為認命的否定，後者理應開放思考的可能性。政治鬥爭的過程應該先令我們反躬自問，檢視一直以來持守的所謂價值、習性、信念如何合理化和扭曲自身，以至自欺地安於現狀。反共也好，解殖也好，當中牽涉的鬥爭並不止於向外對抗敵人（目標／goal），更要向內反回自身——回溯過去，詰問曾經失落了什麼事物而不自知——從而追認一個尚未生成的自我。此創造自身的過程才是政治鬥爭的真正「目的」（aim）。
有意思的敵對政治總是不合時宜（untimely）：鬥爭者渴望在原有的時間秩序內劃出一道缺口，身處其中，重審過去一切，追憶失落的願望，為所有可見與不可見的事物重新賦予意義。反求諸己，不是肯定原來的自己如何美好，而是發現美好的自己從未真正成形，有待現身於當下。鬥爭者並不相信抽刀斷水水更流，甚至不同意時間如滾滾長江；他拒絕順應固有的歷史，固有的社會關係，固有的秩序，固有的我。停下來，有那麼一下停下來——政治的創造不外乎這一刻：停駐當下（nuncstans）。
20多年前有齣荷李活科幻片《宇宙威龍》（一個月前剛上演過新版本），英文原名Total Recall：如何回想過去「所有」？電影開始，生活安穩的男主角Quaid在一次虛擬歷險（虛假記憶的消費）中，漸漸發現自己原是火星殖民地長官的下屬，後來投靠叛軍，因此被長官清洗記憶，於腦中植入虛假的身分和過去。於是Quaid回到火星與叛軍會合，共抗殖民企業的奴役。劇情發展至此，只是一般《廿二世紀殺人網絡》佈局；但故事高明處在於Quaid及後發現，原來過去的自己從來無意轉換陣營，他一直與殖民長官「同謀」：藉着刻意「失憶」（消除記憶），令自己混入敵軍陣營，找出叛軍頭子身分。頭子死了，Quaid只要再植入一次「原有」的記憶，便可以做回「自己」。
假如一個人如Quaid般從一開始便完全失憶，怎能得知自己已回想起過去「所有」？如何得知哪個才是「現實」，特別當要通過一再植入記憶才能弄清自己是誰？電影提供的答案異於常理：現實並非本已有之、不證自明的，而真正的「total
recall」亦不是原有記憶的還原，而是以行動嘗試實現那些尚未發生或早已失落的可能性：Quaid即使知道「真相」，最後仍拒絕植入／還原「原初」的記憶，決意繼續對抗殖民管治。我們甚至可以說，Quaid的最後抉擇甚至否定了「原初」記憶的說法；當記憶還原的過程和記憶植入（「殖」入）兩者不能再分開，任何「原初」的記憶亦弔詭地必先經過記憶的「異化」。非此即彼之間，鬥爭者捨棄原初／異化／殖入的記憶，重新選擇一個可能但未曾實現的自己：這是政治突然闖進固有時間秩序的一刻，拒絕順應，且以行動終止後者的永劫循環。
停駐當下的一刻，亦是攻克舊我，新我誕生之時（主角先後兩次透過熒幕錄影片段跟過去的自我交戰，不就是電影最具象徵性的政治時刻？）。政治鬥爭者同時是歷史考掘者，他要重新肯定一個曾經短暫閃現、但未曾真正認識的自我。這是重複、差異的重複、（不）可能的重複。
拒絕「真相」中的舊我
當然，《宇宙威龍》之含混，在於一切可能不過是無傷大雅遊戲一場。片末女主角一句「在醒來之前吻我」，彷彿暗示Quaid所有冒險只是片初虛擬遊戲一部分，所謂抉擇亦不過一種消費而已。難道夢醒後一切必然復歸於無？即或如此，借用德國文人本雅明的話，關鍵卻是夢醒之時，我們是否仍能記起之前的夢；就像Quaid知悉一切陰謀後「如夢初醒」，但仍選擇叛軍鬥士的新我，而拒絕「真相」中的舊我一樣。
我們自然又回到1+1+n的老問題了。「耶穌，抑或巴拉巴？」這不是尋常的二選一。聖經記載，巴拉巴亦名耶穌。於是，這是兩個「耶穌」（希臘文）、兩個「約書亞」（希伯來文）、兩個「拯救」（意譯）之間的抉擇。巴拉巴是個反抗羅馬帝國殖民統治的政治犯（當時巴勒斯坦地為羅馬殖民地）；站在巴拉巴一邊的，大概將羅馬異邦視為必須驅除淨滅的外敵，以維護原有歷世歷代的以色列選民身分。至於耶穌？他說：「上帝國度就在你們中間。」這句話不是指上帝國在人「心裏」，而是指耶穌自己就是上帝國度的門匙，他就在人群中間，捨此別無他途。從那一刻起，只有背起十字架追隨他的人才配得上是真正的以色列。故此，站在耶穌一邊的，即決意以一種前所未聞、匪夷所思的方式來對抗帝國：重新定義何謂以色列，何謂上帝選民，何謂「我」。這是所謂的彌賽亞時刻；耶穌展現了在過去以色列歷史只能閃現瞬間的第三選項。
法國導演Chris
Marker剛於7月29日逝世，惜本地悼文與懷念不多。他有一齣電影叫Remembrance
of Things to Come：《追憶將臨之物》。或許政治也一樣，藉追憶和考掘過去，尋索將要臨在的世界。這思考過程不是靜態的回憶，而是屢錯屢試的奮鬥。「假如我對政治場域抱有任何熱中，那是熱中於理解。理解人民如何奮力在我們這般星球生活。理解他們如何尋求，努力嘗試，如何犯錯，又如何克服錯誤，如何學習，如何忘形失落……這立即將我放在勇於嘗試、犯錯的人民一邊；跟那些不願嘗試的人截然不同，他們只顧保存和維護自己，否認其餘的一切。」Chris
Marker的話值得細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