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星期日

陳錦輝:追憶將臨國度——不合時宜的政治鬥爭




編按: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於上周日完結,翌日公布點票結果後,引來不少討論,並預測未來特首施政時的各種可能。本文作者現為教師,從猶太人在二千年前的處境看政黨文化與國民教育議題。


「耶穌,抑或巴拉巴?」二千年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站在歷史的分岔口中:身處兩個王國的願景、兩種救贖的宣告之間。沒有中間路線,沒有第三條路,沒有投機取巧分餅仔。

非此即彼的分岔口

他們不會先成立諮詢委員會,再將抉擇時刻延緩三年(甚或永久懸擱)。耶穌vs.巴拉巴:要麼追隨前者,背上十字架,顛覆帝國的枷鎖現實;要麼選擇後者,刀劍力抗異邦欺侮,以保上帝恩賜的選民名分。非此即彼——此可謂真正的政治時刻。

政治預設了立場/信仰的抉擇,以及隨之而來的敵對關係。鬥爭乃政治的具體展現。梁漱溟先生說過,和平自是好,但「和平」不同河蟹,非不證自明的廉價貨,「和平」是要用雙手爭回來的,是故有政治「鬥爭」之必要。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政治決斷與鬥爭為我們提供了具體的辯證條件,去檢視何謂「和平」,以至「和平」如何為可能。

政治領域本來就蘊含了某種「暴力」,即或給你省去拳來腳往,它仍是敵我之爭。既是非此即彼,真正的政治時刻便不能騎牆、舉棋不定。香港雖未見普選,但大眾眼中的「政治」大致等同自由主義下的議會民主制度;但從政治理論而言,議會民主正正具有模糊,甚至取消政治敵對性的傾向。議會民主制度下的參與者容易陷於固有的程序操作,而不同陣營間利益的權衡、商議和妥協,亦容易淡化甚至取締政治關係的衝突性。

近年,立法會興起性格鮮明的政黨陣營,以抗爭為旗幟,引起許多話題和辯論,頓時令政治的敵對性質明晰過來。「激進」成了坊間最常用以描述此等陣營的形容詞,或褒或貶,亦足見敵對性的含金量比以往高。不過,假如稍為提高政治思考的要求,我們應該再問:如何辨別政治鬥爭之真偽?是否任何形式的抗爭都能夠開創新氣象?有沒有一些敵對關係不但不構成政治,還妨礙、甚至取消政治的出現?

關於政治鬥爭的真偽問題,我們可以從結構人類學對神話/迷思(myth)的分析,獲得啟發。神話在社群出現,源於需要處理社會關係中最基本的矛盾;這不單是「深層次」矛盾,更是無法化約和取消的敵對關係。既然無法解除,唯有疏解,而最基本的疏導之法,便是以另一重虛假的對立關係,來取締、遮蔽或壓抑原有的敵對關係。神話正是這種無意識的符號操作;它並沒有直接解決最基本的社會矛盾,而是通過符號的移位,將之排除在日常語言和知覺範圍外。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屠猶:只要將猶太人判定為日耳曼的敵人,便可轉移德國內部自身的「深層次」矛盾。

套用以上邏輯,可知敵對性的問題不單涉及兩種立場、兩個陣營之間的抉擇和角力。第一眼看到的對立關係往往只是迷思(mythical),乃一幣之兩面,看似敵對,實為同謀,令人無法看清政治的內核。要達至更細密的思考,我們需要尋找對立雙方以外的「第三選項」,才可窺見真章。不是1+1(表面對立雙方),而是1+1+nn為被前兩者排除的第三項):真正的「非此即彼」抉擇,不在於前兩者之間,而在於前兩者與第三者(n)之間。

「一國兩制」與「對立」

國民教育、深港融合、幹部治港……在在強化我們反共的意識;但今日反共,即是反什麼呢?怎樣才是真正的反共呢?文化評論人馬國明曾提出一個說法,筆者於此挪為己用,且作參考。回歸以來,「一國兩制」一直以不同形式停留在我們的政治爭議中。反共民主陣營往往以「兩制」為盾,對抗建制派對「一國」的強調。無論每年六四多少人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反共」的具體政治操作仍以「兩制」為幹,守住中港之間各種界線,捍衛香港自主。不過,「一國」、「兩制」之間果真構成真正的政治對立?設若守得住「兩制」,「一國」便不足為懼?

「一國」、「兩制」兩者看似對立,實質處於一體兩面、敵對同謀的格局。眾所周知,鄧小平交出「一國兩制」的提案時,不過重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老調。眾多論者屢次提及,「一國兩制」的操作本來就承襲了香港一直以來獨特的殖民性;「一國兩制」不但沒有為九七後的香港開闢新視野,還延續了香港舊有的殖民性格,甚至加以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將之併入黨國資本主義的巨型治理系統內。對香港人來說,還有比這更好麼——不必付出政治代價,在自己地頭享受着各種自由和人權,只要適度妥協,即可繼續享受現狀?反共嘛,只要你不要來真的,任你如何「兩制」,又有什麼所謂?

行藏在我:不合時宜的政治

假如鬥爭不是為了重複肯定一個感覺良好的自我,而本身就是新創造的開啟的話,鬥士們決不可麻木製造敵人,一味知誘於外。也許,這種具創造性的政治鬥爭並非遙不可及,甚至只欠一步:「還有比這更好麼?」——只要我們將之前這自嘲自憐的反問句,真誠再問自己一次。如果前者答案為認命的否定,後者理應開放思考的可能性。政治鬥爭的過程應該先令我們反躬自問,檢視一直以來持守的所謂價值、習性、信念如何合理化和扭曲自身,以至自欺地安於現狀。反共也好,解殖也好,當中牽涉的鬥爭並不止於向外對抗敵人(目標/goal),更要向內反回自身——回溯過去,詰問曾經失落了什麼事物而不自知——從而追認一個尚未生成的自我。此創造自身的過程才是政治鬥爭的真正「目的」(aim)。

有意思的敵對政治總是不合時宜(untimely):鬥爭者渴望在原有的時間秩序內劃出一道缺口,身處其中,重審過去一切,追憶失落的願望,為所有可見與不可見的事物重新賦予意義。反求諸己,不是肯定原來的自己如何美好,而是發現美好的自己從未真正成形,有待現身於當下。鬥爭者並不相信抽刀斷水水更流,甚至不同意時間如滾滾長江;他拒絕順應固有的歷史,固有的社會關係,固有的秩序,固有的我。停下來,有那麼一下停下來——政治的創造不外乎這一刻:停駐當下(nuncstans)。

20多年前有齣荷李活科幻片《宇宙威龍》(一個月前剛上演過新版本),英文原名Total Recall:如何回想過去「所有」?電影開始,生活安穩的男主角Quaid在一次虛擬歷險(虛假記憶的消費)中,漸漸發現自己原是火星殖民地長官的下屬,後來投靠叛軍,因此被長官清洗記憶,於腦中植入虛假的身分和過去。於是Quaid回到火星與叛軍會合,共抗殖民企業的奴役。劇情發展至此,只是一般《廿二世紀殺人網絡》佈局;但故事高明處在於Quaid及後發現,原來過去的自己從來無意轉換陣營,他一直與殖民長官「同謀」:藉着刻意「失憶」(消除記憶),令自己混入敵軍陣營,找出叛軍頭子身分。頭子死了,Quaid只要再植入一次「原有」的記憶,便可以做回「自己」。

假如一個人如Quaid般從一開始便完全失憶,怎能得知自己已回想起過去「所有」?如何得知哪個才是「現實」,特別當要通過一再植入記憶才能弄清自己是誰?電影提供的答案異於常理:現實並非本已有之、不證自明的,而真正的「total recall」亦不是原有記憶的還原,而是以行動嘗試實現那些尚未發生或早已失落的可能性:Quaid即使知道「真相」,最後仍拒絕植入/還原「原初」的記憶,決意繼續對抗殖民管治。我們甚至可以說,Quaid的最後抉擇甚至否定了「原初」記憶的說法;當記憶還原的過程和記憶植入(「殖」入)兩者不能再分開,任何「原初」的記憶亦弔詭地必先經過記憶的「異化」。非此即彼之間,鬥爭者捨棄原初/異化/殖入的記憶,重新選擇一個可能但未曾實現的自己:這是政治突然闖進固有時間秩序的一刻,拒絕順應,且以行動終止後者的永劫循環。

停駐當下的一刻,亦是攻克舊我,新我誕生之時(主角先後兩次透過熒幕錄影片段跟過去的自我交戰,不就是電影最具象徵性的政治時刻?)。政治鬥爭者同時是歷史考掘者,他要重新肯定一個曾經短暫閃現、但未曾真正認識的自我。這是重複、差異的重複、(不)可能的重複。

拒絕「真相」中的舊我

當然,《宇宙威龍》之含混,在於一切可能不過是無傷大雅遊戲一場。片末女主角一句「在醒來之前吻我」,彷彿暗示Quaid所有冒險只是片初虛擬遊戲一部分,所謂抉擇亦不過一種消費而已。難道夢醒後一切必然復歸於無?即或如此,借用德國文人本雅明的話,關鍵卻是夢醒之時,我們是否仍能記起之前的夢;就像Quaid知悉一切陰謀後「如夢初醒」,但仍選擇叛軍鬥士的新我,而拒絕「真相」中的舊我一樣。

我們自然又回到1+1+n的老問題了。「耶穌,抑或巴拉巴?」這不是尋常的二選一。聖經記載,巴拉巴亦名耶穌。於是,這是兩個「耶穌」(希臘文)、兩個「約書亞」(希伯來文)、兩個「拯救」(意譯)之間的抉擇。巴拉巴是個反抗羅馬帝國殖民統治的政治犯(當時巴勒斯坦地為羅馬殖民地);站在巴拉巴一邊的,大概將羅馬異邦視為必須驅除淨滅的外敵,以維護原有歷世歷代的以色列選民身分。至於耶穌?他說:「上帝國度就在你們中間。」這句話不是指上帝國在人「心裏」,而是指耶穌自己就是上帝國度的門匙,他就在人群中間,捨此別無他途。從那一刻起,只有背起十字架追隨他的人才配得上是真正的以色列。故此,站在耶穌一邊的,即決意以一種前所未聞、匪夷所思的方式來對抗帝國:重新定義何謂以色列,何謂上帝選民,何謂「我」。這是所謂的彌賽亞時刻;耶穌展現了在過去以色列歷史只能閃現瞬間的第三選項。

法國導演Chris Marker剛於729日逝世,惜本地悼文與懷念不多。他有一齣電影叫Remembrance of Things to Come:《追憶將臨之物》。或許政治也一樣,藉追憶和考掘過去,尋索將要臨在的世界。這思考過程不是靜態的回憶,而是屢錯屢試的奮鬥。「假如我對政治場域抱有任何熱中,那是熱中於理解。理解人民如何奮力在我們這般星球生活。理解他們如何尋求,努力嘗試,如何犯錯,又如何克服錯誤,如何學習,如何忘形失落……這立即將我放在勇於嘗試、犯錯的人民一邊;跟那些不願嘗試的人截然不同,他們只顧保存和維護自己,否認其餘的一切。」Chris Marker的話值得細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