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尤重歷史，此可見於一國有一國之國史，一地有一地之方志，一家有一家之家譜。而一人因為有一人之歷史，《史記》之傳自不待言，悼念死者德行與行跡之誄、行狀、碑銘，亦屬一人之史。尤其家譜學（譜牒之學）素為史家所重。如此重視歷史，這一點實不見於其他文明。清代中葉的章學誠（實齋）更有一句著名的「六經皆史」之論斷，意謂儒家經典之《易經》、《書經》、《詩經》、《禮經》、《樂經》、《春秋》，學術史上無非都是史書，而不宜供奉如經，而忘其出自。這是學術史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洞見。
在清末民初動盪的國際國內形勢中，歷史的問題更為革命者所重。晚清革命家、學問家章太炎（1869－1936）即為一例。一九三五年六月，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在即，章太炎在「論經史儒之分合」的演講中說：「無歷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蓋凡百學術，如哲學，如政治，如科學，無不可與人相通，而中國歷史（除魏、周、遼、金、元五史。）斷然為我華夏民族之歷史，無可與人相通之理。故吾人讀經主旨，在求修己之道，嚴夷夏之防。」一九三三年的〈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一演講中他也強調：「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章氏所說的語言文字，也是廣義的歷史之部分。章氏的意思是，哲學、政治學及科學是全世界普遍的知識，我們應學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但是，歷史與語言卻非如此；修讀經史，就是要行己有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學做人，在倫理上修煉自己；至於「嚴夷夏之防」，則源於《春秋》，它表達了儒家的天下意識，這一「天下」也是道德、文明的秩序，而中國是此一秩序的中心，之外是化外之地，是夷狄，但是夷狄也可以文化之，也就是所謂的「華夷之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當然是一種本文化中心主義，政治上未必正確，但我們必須歷史地看章太炎的評價。章氏的強調，首先體現了危難時刻華夷之辨作為抗擊帝國主義的資源被重新調動，體現了歷史與救亡之的關係。此亦見於辛亥革命時期的章氏，他藉此發動起國人反抗滿清朝廷的意識。其次，這也體現了面對西方文明時，章太炎作為一個碩學對自己文明的自信。這並不等於章太炎是西方文明的排斥者，如上面的引用所示，他主張哲學、政治學及科學上融合外來文明。事實上，雖然他是清代學術的集大成者，但他透過明治日本等，對西學也多有融通。
歷史乃藏往開來之學，它有助於我們認識自己，亦有助於我們了解世界。遺憾的是，在香港的中學教育體制中，中國歷史連必修課都不是。筆者以為，歷史課不僅教我們歷史地看自己和世界，也是教我們做人。「做人」之意，就是不要做洋奴，也不要做黨奴，而是要做有主體性的自己。而恢復中國歷史課為必修課，並在高等教育中提高中文的地位，不僅是學術上的必要，這也許才是深入人心的國民教育。
作者簡介：林少陽，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東京大學博士。2010年加入城大前，曾任教於東京大學。著作有《「文」與日本學術思想——漢字圈．1700-199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