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6日星期四

劉銳紹﹕不要盲人騎瞎馬的國民教育



作為新聞界的一員,我甚少參與公開的聯署,但作為家長和老師,這一次例外,我參與了要求擱置推行國民教育的聯署,為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先回答三個問題

我不是一概反對或否定國民教育,但必須先回答三個問題。

一,國民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如果只是培養一批只懂聽從官方的話和盲目愛國(政權)的國民,那就十分危險了。國民教育的目標應是培養一批有獨立思考能力,能夠客觀、理性、全面思考問題的國民,這才有利於國家的興盛。

二,國民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如果只覑重穩定政權的角度,只講或只側重正面的國情,而不敢正視負面和落後的國情,只會令國民無法掌握真實的情,更無法提出改變負面國情的建議。國民教育的內容應是:正面國情如實反映,負面國情不迴避,並作深刻反思,這樣才可激發國民努力為國家興利除弊的志向。

我經常說,國民教育的最佳教材就是——國家行為。國家的行為正當,值得世人尊重,國民與有榮焉(例如重大的科技成就),即使沒有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大家也會由衷地認同國家的成績;但如果不時出現李旺陽案、陳光誠等事件,即使用刀槍斧杖打開人民的腦袋,人民也不會接受執政者是一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

三,國民教育應該怎樣推行?如果一方面進行任務式的硬銷,不斷開動行政機器,一意孤行,不理會市民的反彈;一方面又加以利益引誘(例如資助官方主導的活動、洗腦式的旅遊等),不顧實效,到頭來只會變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國民教育的推行方法,應該是細水長流,雙向互動交流,有時是潤物無聲,有時是風雷激辯,覑重取得真心的認同。

用上述三點來檢視目前港府推行的國民教育,可以說完全不及格。港府的做法只是「霸王開弓,軟硬兼施」,而不是真的理解和理會市民和家長的憂慮。

21年前的事說起

此刻,人們還會想到一個問題:推行國民教育的政策已出現多時,為什麼港府在這個時候特別覑力呢?我看,這要從21年前的事說起了,當中反映了北京一脈相承的控制思維。筆者強調,以下材料已見報,不存在「泄密」問題,只是一般市民和家長沒有留意而已。

1991年,江澤民作如何接收香港的講話,重點是:「中心任務在參與」,有五大方面,其大意是:

一,政治的參與,方便中央全面主導香港的政制發展;

二,經濟的參與,中資和中國支持的資金要盡快參與(影響甚至控制)香港的經濟,不讓外國搞亂香港;

三,外交的參與,繼續「對英鬥爭」,爭取國際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四,基層的參與,努力開展基層工作,為落實中央的治港政策鋪路。民建聯在1992年成立,恰好在江澤民講話之後,兩者是否有關,請讀者自行判斷;

五,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範疇。

回歸前後的多種舻象,顯示這些工作一直在龍潛虎伏地進行。

這個講話很有系統性和操作性,成為北京接收香港各項工作的目標。在回歸初期,北京基於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的需要,同時知道不能操之過急,所以較有耐性。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發覺上述「五項參與」的前四項都有成績,但第五項卻成效不彰。一些官員問:「香港回歸6年了,為什麼香港人的頭腦還未回歸?」

同年底,北京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曾慶紅任組長)。應該說,這個小組有實績也有過猶不及之處。實績表現在經濟和民生方面,但過猶不及之處則是,北京感到香港人的意識形態還未扭轉過來,所以在2004年初即通過香港建制派人士推動「愛國者討論」,後來反應不佳而草草收場。

「為什麼港人的頭腦還未回歸?」

曾蔭權上台後,北京有感香港的國民意識薄弱,於是「勸喻」曾蔭權要抓緊國民教育,其催逼之力比董建華年代更強。不過,時任教育局長的孫明揚則採取「軟皮蛇」的反應,形式上推行國民教育,但課程則由學校自決。

到了梁振英年代,北京對國民教育的渴求更形於色;尤其是當北京認為「外國勢力也在爭奪香港年輕人」的時候,北京對「香港人思想還未回歸」的忍耐力就更弱了。近期出現的種種事例,包括吳克儉秘密訪京拜會國家教育部,香港教育局又以行政手段協助有明顯偏向的《中國模式》深入學校,美其名「學校有自主權」,實則希望能奏溫水煮蛙之效。

此外,建制派以「很多國家都有國民教育」為詞,力撐有偏向的國民教育,也是不辨是非。譚惠珠的話更是自相矛盾,不合邏輯。她說「六四」、李旺陽等事件與「一國兩制」沒有太大關係,沒入必要放入教材。如按她所說,那麼還叫什麼「國民教育」?她又說:國民教育應介紹中國制度,內地的民生情等未必需要包括在內。這種莫名其妙的割裂,令人弄不清什麼才是「國情」,也違背了北京希望香港人多了解內地民生變化的原意。譚惠珠之言,可說為官方添煩添亂。

眼前,港府應暫緩國民教育,待充分諮詢和取得主流共識後才好推行,否則不僅誤國誤民,對官方也只會利少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