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上任後高官多番落區，結果屢受狙擊，顯得十分狼狽。有部分政壇新丁面對來勢洶洶的群眾，也顯得手足無措力有不逮，只懂官腔回應答非所問，而那些有各種各樣是非纏身的局長，就更成為眾矢之的，飽受煎熬。
官員落區還是較不落區好
民怨高企，官員成為發泄對象大概是意料中事，而且立法會選舉臨近，這種官員落區場面實際已成為了各個有意參選者的最佳曝光機會，特首出現也是大量媒體到場的保證，為公為私，哪有白白錯過機會之理？然而，無論如何，我始終認為官員落區還是較不落區好。原因是即使大部分活動均由建制派保皇黨預先作好安排，務求官員能受到禮遇，但今時今日，難以想像還有誰有能耐完全控制場面，能確保不出亂子免令高官面目無光。實情是，持反對聲音不同觀點的朋友，總是有辦法趁機把意見表達出來的。同時把出席這些活動但選擇不舉牌、不手指指、不撒溪錢，平心靜氣地發言的市民都一概視之為「臨記」或者是保皇黨，也不見得完全公道。當然，落區的形式還可是以進一步完善。例如目前這種百花齊放缺乏主題的形式，結果只會令討論缺乏焦點，內容流於瑣碎，又或者會令與會者只覑眼於個人利益，而非政策問題，甚至提出不切實際的訴求，刺激公眾對政府的更大期望。這種過程，是否真的有助於政策形成，值得商榷。
落區自然是政治秀，但從一個積極角度來看，這個動作最大意義，卻在於反映出新政府看到現有諮詢制度的不足。梁振英之所以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重複這個動作，是因為他意識到公眾對現有參與渠道的強烈不滿，因此假如能開闢出一種嶄新的形式去與民互動，自然能為自己加分。現行的諮詢制度承襲自殖民地政府，當年的用意是在代議政制未發展之前，為公眾提供一個參與政策討論，同時也作為政治預警的機制，使政府在決策前能大致得悉民情走向。進一步而言，政府也期望400多個的諮詢委員會能夠吸納社會精英，並可從中挑選可造之材加以培育，進而擴大建制實力。
曾幾何時，諮詢委員會是有意投身公職人士的進堂階。在各委員會有突出表現者，便會被委任到市政局、立法局，而終極獎賞自然是行政局的非官守席位。但這種諮詢制度有兩大盲點，第一，諮詢制度過分強調所謂理性討論，盲目相信認為政策純粹只是事實的陳述和客觀利弊的研判，故此專業和技術的觀點便凌駕了一切，所謂冷靜持平的討論便成為了主調。對官僚來說，在冷氣房裏客客氣氣、態度平和、一切在掌握之中的的討論反映出來的意見才是民意，而對於那些不守規則，語言粗暴的群眾聲音只是「街佬」所為、刁民噪音，所以大概可以不理。第二，諮詢制度也明顯偏重了商界的利益。官僚狹隘地認為只要經濟好便代表社會人人得益，所以商界代表便被視為了政策的最大持份者，也形成了商會代表壟斷了諮詢架構多數席位的局面。在這兩個弊端雙重夾擊下，諮詢委員會在用人方面形成了商界代表、專業人士及學者為主，其他社會人士為輔的畸形局面。
但這種所謂科學理性的政策討論，完全忽視了決策是否取得公眾認同和能否順利推行，還要涉及社會不同階層的主觀價值判斷和對政策的情緒反應。現實政治中，政府的決策就是要在理性與情緒之中尋求平衡，而所謂理性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沒有絕對的對錯可言。例如，何以我們必定要相信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保育、環境考慮必須靠邊站？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同意中港必須火速融合才是有利香港，而任何疑慮只是不察全局的偏見？又或者即使專家學者苦口婆心、羅列論據說明核電安全，我們還是堅決反對，這又是否代表公眾民智未開有待教化？說到底官僚判斷哪些意見才算合理，只是他們自己某種主觀價值的投射。而即使客觀上個別政策確實利多於弊，但當政策落實時，不同階級、不同群體受惠程度也不一樣，要付出的代價各有差異，主觀感受和情緒反應自然也不大相同。那又如何期望以社會中上層為主的諮詢委員會，能與廣大身處中下階層的政策受眾對決策會有同樣的感受和反應？
補足了現存諮詢制度的不足
從這種角度上，落區的可取之處，在於補足了現存諮詢制度的不足，讓決策者能親身感受一下「中環價值」以外不同階層對施政的情緒反應和作為受眾的個人體驗，為抽離的政策討論加添一點人性味道與現實內容。問題是落區只能是一種輔助，如何改革現行諮詢委員會制度才是關鍵所在。殖民地諮詢制度走到今天，其實已經功能盡失。在民權意識高漲的今天，還以為可以靠商會代表、專家學者去揣摩民意，只是自欺欺人。在選舉政治日益抬頭的世代，有政治野心的人亦明白到假如要在政壇有所作為，已不能再單靠政府欽點委任建立個人公信力。事實上，大部分人早已視諮詢委員會公職為「畀面派對」、政治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讓這種與時代脫節的制度繼續以現有形式運作下去，不單耗費資源全無作用，還令尸位素餐的官僚沉醉於自以為還能掌握民情的假象，導致官民鴻溝日深。如何改革，日後有機會再詳談。但假如梁振英看到問題，卻不做改革，只選擇公關動作、門面工夫去試圖回應挑戰，他一直鼓吹的所謂「求變」新風又如何取信於民？倘如此，新政府的所謂新思維新作風也大概只是新瓶舊酒、政治作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