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上台不及兩個星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便因涉及詐騙房津醜聞請辭，成為新班子率先下台的問責官員。事件嚴重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管人們是否贊同梁振英的治港政綱，他及其管治班子的施政能力已經成為疑問，令人擔憂。
事實上，如果不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出爾反爾，斬釘截鐵聲稱倘若行會與平機會的職位出現角色和利益衝突，他將會毫不猶豫地辭去行會召集人一職，現時可能已
經兌現承諾，辭去行會召集人的職位。倘如是，新政權在短短半個月內便已經損兵折將，予人分崩離析的負面形象，新管治班子能否「齊心」一致治港，的確不無疑 問。
撇開林煥光應否辭職的政治爭拗和麥齊光是否罪有應得不談，梁振英甫上台即陷入窘境，開局不濟，未能施展政治抱負，讓他的支持者和對他抱 有期望的普羅市民看到新政府的施政實效，關鍵的原因是梁振英沒有權力和能力組成自己屬意的管治團隊。無論問責官員抑或行政會議成員的組成，都予人拉雜成軍
的感覺，來自不同的陣營和利益團體，只有少數才是所謂「梁營」的核心成員。即使不計現時的管治團隊的資歷、聲望、社會地位、識見和能力都不及過去三屆特區 政府，單是處理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和擺平各個組合的紛爭，梁振英已見左支右絀、力不從心，看不到市民期望的強勢領導的風範。何況梁振英自己亦因僭建問題陷
入政治誠信危機，至今仍未徹底解決，無法釋除公眾疑慮。最令人驚訝的是，部分行會成員竟然與梁振英並不熟悉，他的挑選準則為何，更添公眾疑竇。
作為小圈子選舉的產物，梁振英政權的認受性，背負了先天性的缺陷，但那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為實現普選之前，過去三屆政府同樣是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然
而，兩個前任特首上台時皆民望高企，令社會大眾有所期盼，所以享有一定的政治蜜月期。最重要的是，董建華和曾蔭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挑選自己的團隊，所 以即使所謂問責制並非真的向社會整體問責，對行政長官卻是絕對問責的。作為特首，他們至少可以如臂使指，有效管治。
梁振英的處境完全不同， 可謂先天不足。因為今屆的特首選舉是所謂有競爭的選舉，來自建制派候選人的競爭空前激烈，由互相攻訐、抹黑種下的嫌隙，至今沒有消除，矛盾之對立和利益之
衝突，甚至可能較諸與反對派的鬥爭還要尖銳，並非中央一廂情願的「大和解」建議便可解決問題。因是之故，即使梁振英在普選後標榜沒有「梁營」、「唐營」之 分，但真正有識之士和有能之士似乎都有所保留，不願意加入梁振英的管治團隊，以致新政府組班障礙重重。
梁振英政權的不濟，最令人擔心的並非他個人的去留問題，而是在「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的實踐已經敲響警號，令人質疑現實上的可行性，更為內地的保守政治勢力增添藉口，加快在本港成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步伐。
「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是鄧小平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偉大發明，史無前例，不僅是香港社會的長期穩定繁榮所繫，更關乎國家發展的長遠利益，還有是對國際的莊
嚴承諾。但十五年下來，由「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到現時被視為「幹部治港」的中央「欽點」模式，已被實踐證明不行，無法有效管治香港，解決社會深層 次矛盾。餘下對策，似乎別無選擇，惟有盡快落實雙普選一途，由全體市民選出自己的政府和代議士，集合全港的優秀力量，實現真正的「港人治港」，為建設更美
好的香港和國家共謀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