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學生、教師、家長乃至社會人士，對政府強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不滿日益升溫，要求撤回課程的壓力不斷上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以校方有3年時間準備作為解說，吳克儉則以課程已做過諮詢作為反對撤回的開脫，編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委員會主席李焯芬教授亦召開記者會，指出課程在諮詢後已作出「大幅」的修改，並且「激昂」地表示若「這科變成洗腦教育，會毫不猶豫對教育局提出譴責」。然而，當政府各方嘗試為撤回課程的訴求降溫之時，作為經歷一年多前整個諮詢過程的前線教師，必須在此重提事實，以免大眾被官方的說話技巧所誤導。
充分諮詢？
首先，吳克儉指課程已作充分諮詢之說是站不住腳的。吳克儉在7月22日的教育局官方網頁中指出：「就課程綱要進行了4個月的公開諮詢，並與教育局的同事出席了不少討論會，從不同途徑廣泛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閱讀了千多份意見書。」但必須指出，根據教育局以往制訂中小學學科課程指引的習慣，最少會進行兩輪諮詢，發出3份課程諮詢文件，歷時一年半至兩年才完成推出。
就以本人參與編撰的初中生活與社會科為例子，於2009年2月開始制訂課程，同年9月進行第一次課程諮詢，蒐集教師校長意見後進行修訂，再在2010年4月進行第2次諮詢，經進一步修訂後發出第3次諮詢稿，再經書面收集意見，才於同年10月發出正式課程文件，加上須待教育局及出版商根據正式課程開發教材，生活與社會科的課程在2012年9月才正式在讓學校選擇在初中開展。一個不具爭議的學術科目，尚且經過如此嚴謹細緻的諮詢、修訂、再諮詢以及充足籌備的過程，反而備受全港公眾爭議的國民教育課程，只用4個月時間諮詢，只發出一次諮詢稿即作定案是不合常理、不負責任的做法。
此外，家長及公眾人士指摘國民教育課程未作諮詢亦是正確的。教育局所指的諮詢活動，最初只有2011年5至9月的8次由教育局安排的諮詢會，只供教師及校長參與，其他公眾人士均被拒諸門外；而當時的諮詢會，也出現了發問時間不足、教育局官員斥責教師批評課程內容等問題（《明報》2011年5月26日報道）。及後，即使在群情洶湧下，個別官員出席了一些團體舉辦的講座，或是立法會教育委員會收集了團體意見，但仍是一個以團體組織為單位，而非面向家長、學生及公眾的諮詢。因此，今天對課程深表不滿的學生和家長，其實是一直未被諮詢而要「硬食」課程的一群；即使是教育工作者，對當日的諮詢亦深表不滿；因此，國民教育科的諮詢及制訂過程是充滿缺失及不足的。
順應了民意？
至於李焯芬教授指出課程作出大量的修訂，似乎暗示了課程已順應了民意，也就得出不必撤回的結論，這實在是一個偷天換日的說法，原因有三：
首先，政府在4個月諮詢期後收到的意見，並未有透過任何報告書或統計數字公開其內容，因此作出的修訂究竟多大程度上回應了諮詢所得的意見，實在無從判斷。再者，若修訂後的課程內容與諮詢稿有很大分別，是否更需要再向公眾諮詢，讓公眾再作評議？更重要的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必須在小學及初中以獨立課時實行，即獨立成科這個極具爭議的實行方式，在諮詢稿中並未清晰提出，甚至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國華更曾在教協舉辦的座談會中指出，當局沒規定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必定要「獨立成科」（《明報》2011年6月12日報道），在未經諮詢下立即要求學校落實推行，自然引來教師強烈反彈，這也對諮詢充分的說法的最大諷刺。
事實上，公眾對課程的最大質疑並不是推行時間的問題，而是課程內容的問題，因此，如林鄭月娥司長提出的3年準備時間、毋須立即開科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回應學生、教師及家長的關注，不過只是重提了現時課程的規定，試圖讓對課程了解不深的公眾，以為政府已作出了讓步，試圖以取巧的方法為大遊行降溫。
下一代要學懂指鹿為馬口是心非？
當現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已成為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政府仍然堅持強推，老師及學生將來在課堂會如何看待這一科的課堂？難道我們作為家長的會接受我們的下一代，在學校裏學懂了虛應故事、指鹿為馬、口是心非？這才是最悲哀的洗腦教育！
撤回已令全港市民信心盡失的課程，是唯一的選擇。
盧峯: 搞國民教育就是要洗腦
大底是沒有走進政府，沒有成為當權者的緣故，政協委員劉夢熊先生對國民教育的看法比一眾官員包括特首透徹，更比那些只懂擦北京鞋的親中人士如前人大常委曾憲梓之流高明得多。他昨天在參與一項國民教育活動時說，國民教育不是不可推行，但先要找到人寫一套炎黃子孫都認為公正、客觀、科學的教材。因為若果教材全部遷就中央便會跟七百萬港人的主流價值不符，但若果實事求是講歷史真相又會得罪中央。只有搞好這個平衡，避免「順得哥情失嫂意」，國民教育才應當推行。
劉夢熊的說法可說道盡國民教育科先天上的矛盾、尷尬與困難。事實上任何由政府推動，放在正規學校課程的國民教育科都免不了為政權服務，都免不了肯定現政權的工作成績，以增強人民對政權及國家的認同，從而建立及強固國民身份。那份由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的偏頗失實教材，那份指中共是「無私、進步、團結」執政集團的教材，反映的正正是為現政權塗脂抹粉的考慮。而中心負責人及支持這份教材的人之所以不覺得有問題，之所以不肯撤回或修訂教材，原因也在於他們相信國民教育就是要美化現政權，就是要讓學生只看到光明面，黑暗面則避重就輕。對他們來說，要是光明面跟黑暗面並列，國家的形象登時受損，國民教育也就失去意義。
但對香港市民、家長而言，孩子在學校接受教育該得到的是知識，該學到的是事實與真理，該掌握的是多元化的觀念與想法。國民教育科不管目標有多純正或堂煌，不管出發點有多高尚，都不能違背或蔑視事實，都不應變成一言堂，都不應像洗腦那樣一味灌輸正面的、光輝的形象。一旦國民教育科變成歌功頌德科，只為唱好現政權而罔顧事實真相，這個學科不但變得毫無價值，更立時成為有毒教材，成為荼毒無辜孩子心靈的毒藥。家長、市民豈能不堅決站出來反對國民教育科呢？
其實，中共及它的代言人跟香港市民在國情認知上的鴻溝只是國民教育先天性矛盾的一部份，中共對中國文化的踐踏，對中國歷史肆意竄改操弄同樣令身份認同問題變得更複雜及困難。應該看到，中國人這個身份有多個不同成份，政治只是一小部份，其他還有文化、歷史、藝術等各方面。然而自中共建政以來，它質疑、否定、摧殘傳統中國文化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到文革十年，不管是有形無形的中國文化遺產都受到嚴重破壞，傳統倫理被否定，寺廟古剎書舍被打砸搶燒。改革開放後，有計劃、有組織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政策雖然停止，中共甚至間中提倡保護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但這種做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意識形態控制，是為了填補馬列主義破產後的思想真空，根本不是真心傳承中國文化。換言之，中共本質上是中國文化的破壞者、摧殘者而不是繼承者、護衞者。認同中共等於認同它破壞中國文化，扭曲中國歷史。這樣下來，國民教育教材怎麼寫得出、怎麼寫得好呢？
吳志森: 別無選擇 只剩罷課一途
七二九，下午兩點半已到維園，在足球場走了一圈，十來分鐘，已經被頭頂的歹毒太陽，腳下的騰騰熱氣嚇怕了。攝氏三十三度的酷熱天氣，上下交煎，那些幾歲的孩子，甚至只有幾個月的嬰兒，不怕他們焗出曬出個病來嗎？
一個陽光充沛，天朗氣清的星期天，為何不好好休息？為何不帶孩子到遊樂場玩耍，到商場購物嘆冷氣？天下間最愛自己子女的就是父母，如非迫不得已，在如此炎熱的酷暑，爸爸媽媽絕不會讓孩子暴曬在陽光下。不明真相的人可能會問，竟讓孩子受這樣的苦刑，這群父母是不是瘋了？
誰在苦苦相逼，父母非得帶孩子上街不可？林鄭月娥司長當然不會感同身受，她口中的「國民教育百分百不會洗腦」，也絕對是言不由衷，一點說服力都沒有，她的兒子仍在英國讀書，打死也不會回來。若香港的國民教育，如林鄭口中說得如此美好，林鄭理應以身作則，召她的兒子回港，既可一家團聚，又可接受國民教育的洗禮，享受「?国」教育的甘霖吧！
媽媽推着嬰兒車，爸爸抱着好夢正濃的孩子，從維園走到政府總部，在滾燙的路面上走完這四公里。換來的，只有鐵石心腸的林鄭司長，對教育一竅不通的吳局長，既冷漠又冷血的回應：國民教育科如期九月在小學推行，成立「有廣泛參與的專責委員會」，為國民教育科提供意見。這明顯是緩兵之計，企圖轉移視線，模糊焦點。
善用語言偽術的特首梁振英說，會將有關中國的教材放上網，供市民參考，又指不會在今年、明年和後年在所有學校強推國民教育科，但他沒有提及二○一五年是死線，國民教育將會獨立成科，在全港中小學全面推行。
面對全港家長、學生、老師的怒吼，當局還是寸步不讓，下一步，怎麼辦？可以選擇的不多，剩下來的，只有罷課一途。
教協已經決定，特區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科，會發動罷課。無可否認，罷課是激烈行動，具爭議性，很多技術問題需要考慮和解決，例如罷課的形式，是全學校罷課、學生留在家裏不用回校，還是只罷教個別課節，學生仍然留在學校。不少看輕這樣的細節，對雙職工的家長來說，誰來照顧他們的孩子，是會不會支持罷課的關鍵。
又例如老師的響應程度，學校會否全面配合，罷課的規模和時間，進退之間如何決定等等，都影響罷課的聲勢和效果。因此，罷課不但是夠不夠強硬的問題，更不是敢不敢的問題，罷課的細節是否周延，是這場反洗腦教育運動的勝負關鍵。
雖然罷課是艱難的，技術問題也相當多，還要用不少精力和時間，說服不同意見的持份者，取得市民的諒解和同情。但家長、學生、老師三大團體，要做的已經做了，要喊的也已經喊了，要走出來的也已經走出來了，要守護孩子，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李純恩: 亂之源
國民教育惹出大禍之後，港府一眾官員都視如蛇蠍，能避則避，避不過，都紛紛表現「正常」起來，有的說譴責洗腦，有的說那份七十年代中國色彩的教材是「次貨」，教育局長吳克儉上無綫新聞台說，國民教育這一科，「最大最大的問題，是很不幸跟坊間一本小冊子─」拉上了關係。
於是，千錯萬錯，只是那份「坊間的小冊子」錯，跟一眾高官都沒有關係。官府卸膊到「坊間」，那又是誰批款去贊助出版這本「坊間小冊子」的呢？
如果沒有香港的家長和關注這件事的香港人出來質疑、譴責、怒吼，如果沒有人發起示威遊行，沒有傳媒的全面報道，這些高官貴人們，會不會那麼有「品味」，自覺地發現這本「坊間的小冊子」有問題，是「次貨」呢？因而不收貨呢？因而去向那家「坊間機構」追回那幾千萬公帑呢？
這就是問題所在。民不舉，官不覺，或假裝不覺。民不鬧，官不知衰，或變本加厲，更加衰。那香港人又怎能不用示威來「提醒」，將遊行變成假日例牌節目？
香港怎會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