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書內「秦皇漢武」經常互相銜接。而且一提到漢武帝，又離不開「好大喜功」的評價。今天我們看他的紀錄，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業，仍要在長期的歷史上評判。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所開創的局面，後人無法繼續。所以我們讀他的傳記，一定要上與「文景之治」相陪聯袂，而下面「從霍光到王莽」，更與他一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漢武帝劉徹，出身離奇。他的母親王氏進宮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婦，生有一女。她的母親亦即是未來皇帝的外祖母，強將她從金家奪回，進與皇太子，是為景帝。劉徹生於公元前一百五十六年，至一百四十一年登基，實足年齡當不過十五歲。茲後他在位五十四年，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來是享國最長的君主。這紀錄直到十八世紀才為清朝的康熙打破。
從各種資料看來，劉徹的膽子大，也富有想像力，如他常化裝微行，幾遇不測。他打算進攻西南夷，就在長安附近鑿地作「昆明池」，以便習練水軍。在其他範圍之內他也不拘形跡。例如他母親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隱匿不敢提及，他聽到此事，就公然親自尋訪他的半姊，並賜她名號田宅。他的皇后衛子夫曾為歌伎，他寵愛的李夫人，曾為娼女。漢武帝也不是一介蠻夫，沒有文華辭藻的雅緻。他的宮廷裡，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諧人物如東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馬相如。我們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賦（班固稱武帝自作），「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見李夫人的形影，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來遲！」則又可以想像他不是沒有情感的人物。
劉徹未曾在戰場裡實際指揮作戰，但是每有重要戰事的部署，今人所謂「戰鬥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衛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創立不世軍功。霍光與霍去病為異母兄弟，茲後更成為漢朝宮廷裡的中樞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被任為貳師將軍，作戰不利降於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對待臣屬，也視人而定。他可以在廁所裡見大將軍衛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裝接見大臣，只有右內史（助理機要秘書）汲黯老是據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則寧退避帳中，不去見他。後來因淮陽地方難治，召拜汲黯為太守，汲黯辭不肯就，皇帝就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他也就知道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氣，就不須特別振作，也可以把這地方處理得很好。後來汲黯在淮陽十年，死在任所。
可是漢武帝也有一般專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視各地區，當地太守或因供應不周，或因境內配置不如法，紛紛避罪自殺。到他在位後期，朝中也為恐怖政治所籠罩。親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傾軋，失敗的只能以身死解脫。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長生不死。他偶一臥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蠱害他。「蠱」音古，以三個蟲字擺在一個「皿」字之上，乃是根據民間傳說，巫者將毒蟲毒蛇，放在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互相吞併淘汰，最後一個碩果僅存的怪物，是為蠱。巫者即操縱著這精靈，用咒詛符籙削製木人埋蠱地下諸等方式謀害敵對。公元前九十一年，劉徹生病，左右傳說宮中有巫蠱牽涉皇后及太子劉據。原來武帝嚴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執法大臣深怕劉據一日嗣位，對他們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宮殿附近林園）江充，又是「直指繡衣使者」（特務頭目）更加離間。劉徹在別宮養病，即皇后皇太子請問皇帝，也不得達。皇太子忿怒之餘擒住江充將他處死，於是長安紛稱太子謀反。因之兩方都召集軍隊，保皇黨與皇太子黨在京城大戰五日，「死者數萬」。結果皇太子兵敗自殺，皇后衛子夫也自殺，衛青則已前死。武帝後來悔悟，建「思子宮」，又作「歸來望思之台」。
四年之後，武帝臨危，才立一個八歲孩子劉弗陵為太子，是為昭帝，而皇帝也將太子的親母弋夫人賜死，其原因是「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而霍光等即被託「行周公之事」。
為什麼一個如此精明強幹萬機獨斷的君主，到處置立嗣繼統的時候，如此愚闇而沒有主張？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見，貽禍軍民？這斷不是劉徹和劉據兩從間單獨的問題，而與武帝所一手佈置的西漢帝國有關。
武帝劉徹承文景之後，繼續中央集權。公元前一二七年飭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公元前一二二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後，「列侯豪傑死數萬」。公元前一一二年又因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額，奪爵者一○六人。自高祖以來封侯者至此罷免殆盡。而武帝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理財，不能被我們輕率地視作「商人參政」。他們並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去扶助商業之發展，以便擴大茲後的財源。而鹿幣算緡平準均輸等無一不是臨時籌款的辦法，用作軍需的消耗。這樣一來，皇帝高高在上統制約五千萬到六千萬的人民，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或根據地方沿革，或倚賴經濟利害，作上下間的樞紐。即太守刺史也無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選舉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樞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為，更只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種情形，表現著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的一個最大弱點。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
只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於西南夷，用張騫通西域，凡是本於歷史地理上中國傳統威力能及之處，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人武部兵力。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作戰，有中國不能企及之處，在於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國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進所云，「從之如搏影」。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勝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輜重不計，入塞不滿三萬。到武帝末年，「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徵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容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法令下，一次株連幾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為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與誤會，以及劉徹劉據個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間動輒人事僵化的趨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國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與法制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漢武帝登極之三年，即公元前一百三十八年，「河水溢於平原，大飢，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於官方記錄。也就是表現著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水與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亙兩千多里的國防線與「十五英吋雨量線」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十五英吋，無法經營農業，只是遊牧民族出入之處，這威脅也強迫中國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為軍事史上的壯舉，只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現。茲後十五英吋雨量線間兩方的廝殺，還要繼續約二○○○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迫他自殺，才解除了遊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可見得歷史並非全是人為，我們二二○○年後敘及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從霍光到王莽
霍光於公元前八十七年受漢武帝遺命以大將軍的身分輔助八歲的昭帝，事昭帝十三年。昭帝無後，霍光迎昌邑王劉賀繼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亂」，奪去他的皇帝璽綬，另迎武帝曾孫劉詢登極，是為宣帝。再六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六十八年。
王莽於公元前一年為大司馬（根據習慣至此已有攝政王的聲望），也因為哀帝無嗣，迎中山王九歲兒子劉街為嗣，是為平帝。他在位五年，相傳為王莽毒死。茲後王莽又立了一個兩歲孩子孺子嬰繼位，他自己以大司馬的身分進為安漢公，先「居攝」，次為「假皇帝」，至公元九年以「新」代「漢」，「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後也做了十四年多的皇帝，於公元二十三年為民兵所殺。
他們兩人間相去約七八十年。傳統歷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時，已「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王莽則像貌類禽獸，「侈口厥遜，露眼赤精，大聲而嘶」。他起先謙恭下士，後來以丹書符契，證明他天授踐祚。到他登極時，又親執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總而言之，這兩人一真一假，傳統的作史者，務必要強調他們間的差別，以作後人殷鑒。今日我們讀史，就算承認其間的真偽，已不是重點之所在，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從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漢後半期自武帝後一百年不到的時間內，中央政權已無從合理化。
這時間有皇帝六人，即昭帝劉弗陵，宣帝劉詢，元帝劉爽，成帝劉驁，哀帝劉欣與平帝劉街。他們御宇的期間，綜合不算過短。其中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也在位二十六年，而他們三人又是父子孫一脈相承，如果他們要創立一種制度，當然有充分的時間。
然而，因為中國在公元前統一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無各地確實統計數字，也不能區劃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在囫圇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攝政者隨時擺佈。真理總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義為道德，執法時只有至善與極惡，其生殺予奪，只引起朝中官員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無嗣，又要在皇室支裔裡找繼承人。每次人選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順序選長，通常取幼輩以便於操縱，這樣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漢朝皇后平日無實權，也任皇帝棄廢。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為皇太后，收璽綬，對擇嗣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顯。
霍光也是外戚，他與武帝衛皇后家裡過去的情形不說，武帝之後又有新關係，恰巧他的兒女又多，他與夫人顯共有七女一男。霍光與金日彈及上官桀同受武帝託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賞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彈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糾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歲，即立為昭帝的皇后。她十六歲成為皇太后，以後霍光的廢立由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還不止如此簡單。公元前八十年，也還是昭帝時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機要秘書長）桑弘羊被告陰謀廢昭帝而迎燕王劉旦為帝，各人都以謀反判死刑，燕王自殺，霍光才成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內」。《漢書》說：「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可是公元前八十一年，也就是上官家謀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選舉之「賢良」及「文學」和政府官員辯論鹽鐵專利及最近頒布的沽酒公賣是否應當繼續。其記錄即為有名的《鹽鐵論》。單從這文件看來，我們也可以想像霍光做為獨裁者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就當時制度而言，除非環境逼迫，他斷難有興致將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書生評論。事實上賢良和文學雖想廢除政府專賣，但爭辯時卻不著實際的憧憬於一種泛稱「教化」的政治哲學，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還有丞相田千秋，他們均能縷舉實情反駁。結果只將沽酒公賣停止，鹽鐵仍由政府專利。《漢書．食貨志》就針對此事說：「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所謂謀反的真相無法證實，其背景則是昭帝時代，霍光權勢還未十分肯定的時候，有賴桑弘羊「舌戰群儒」的替他維持鹽鐵專利，但又不願和他分權，才又因事牽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繼續鞏固他獨頭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歿，昌邑王召后被廢，霍光才立宣帝。這時候皇后人選又成了問題，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許平君，並已生子即未來之元帝，在他堅持之下許后得立，其後霍夫人顯，也不與霍光商量，逕遣人入宮以藥鴆殺許后，這樣霍成君才繼之為皇后。如是又四年，直到公元前六十六年，時霍光已逝世二年，霍家鴆殺許后的情節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態度改變，接著霍家人事也更動，諸女婿的執兵權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舊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報已達御前，於是皇后被廢，霍夫人顯以下及諸婿，又霍去病（霍光異母兄）之後人等除自殺外都以大逆罪處死。霍家二十年來的聲勢宣赫，至此和他們相連坐被誅滅的數十家。
傳統的史料裡有很多類此的資料，我們對當中紛亂的情形還難能溯本歸源地看得清楚，更無法確切判斷其間是非真偽。然則皇座前後左右的曖昧游離，只是暴露寡頭政治的弱點。也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統兵作戰，但是他為大將軍，兒子親戚都擁重兵，拱衛朝廷。昭帝對他「虛己斂容」。宣帝則因「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漢書》引茂陵徐福說：「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這「害」字乃是指以他為害，亦即是痛恨他們的人多極了。
宣帝實際控制大權之後，減賦稅，降低鹽價，增加下級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數支，呼韓邪單于來朝，西漢帝國可以減少邊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動，也能夠以趙充國之屯田對付，因之歷史上宣帝獲得「中興」的名稱。其實親儒生，倡仁政，也是從武帝以來的擴充政策改變為收縮政策。武帝於公元前一百一十二年將襲侯爵的一百零六人革除為平民，宣帝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採取消極手段，也只是放棄其控制的力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地行仁政。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翔（等於京城郊區市長），韓延壽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後司馬光還為他們抱不平。司馬遷之外孫楊惲曾與友人書稱「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不過私下裡諷議朝廷糊塗，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斬。宣帝的兒子元帝向他諫勸，他就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即是自認以威勢向下制壓，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卻又被歷史家稱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樂家，能吹奏各種樂器，又能被歌聲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寵愛趙飛燕姊妹。這兩個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則立其姊為后，妹為昭儀，以至無嗣。一天早上從昭儀床上起來，突然言語失靈行動僵仆地死去。各情形都符合傳統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親則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資格做皇太后，於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終構成王莽篡位的條件。
其實這時的大司馬，只能加威於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並不相得。王鳳和王商就互相競爭，王音和王譚，也不和諧。王莽由侄輩突出，大部靠自己賢能的名譽作本錢，因之能獲得作賦名手揚雄以及宗室劉歆等的支持。西漢帝國的問題，則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下層的控制，黃河決堤，流民無法周濟，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災。當日的觀念，總以為種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總是「捨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辦法，又無非吏治，即提撥好人，懲罰壞人。據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一百七十八年到公元前二年因天文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五十七次。迄至公元前七十二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這種詔書下得少，即下時也多指奇異現象為好兆。以後則下此類詔書四十四次，又動輒稱災異非國家之福。我們若翻閱《漢書》裡面的帝紀，內中摘錄的文件可稱「罪己詔」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又有十二次，這樣接二連三承認中樞領導無力，希望以精誠感動軍民，即是在傳統中國，也不常見。公元前十九年成帝詔稱「黎民婁困於飢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所以王莽縱矯詐，他所處的背景，則是當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西漢的朝廷就產生不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從他的立場看來，除了篡位之處，也沒有辦法打開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