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六十六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係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七十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裡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係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卒於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三百三十六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六十七年，又一百一十五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裡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已甚」是當日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彷彿，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閒雅代表著當日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麼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裡，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麼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的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