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將中共治港政策總結為「天朝主義」，批駁代表北京聲音的強世功著作《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揭示「天朝主義」與「一國兩制」的香港之間最根本矛盾。批判天朝，絕對不是批判中國，而是推動中國走出天朝專制的陰影。
即將於今年九月份在全香港小學推行的「國民教育」，正經歷教育界與學生的多方挑戰，不少港人認為，「國民教育」的一些教材實質是中共的「洗腦教育」，擔心中共將意識形態滲透進教材，對香港下一代進行思想統治。
九七回歸後，一些港人對中共在港統治提出批評。在今年出版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中，作者陳冠中將中共多年治港政策總結為「天朝主義」，並定義如下：「天朝主義」是對「現下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概稱」，陳冠中將這種意識形態總結為：「一、中國不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強世功下文說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
《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的論述方式很像一篇洋洋灑灑的辯論稿，它的論敵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批駁的理論對象則是強世功借調中聯辦時完成的著作《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陳冠中認為，強世功來自受中國官方重視的名校法學院，又曾任職體制內，其理論可以代表官方的一種聲音。
在強世功的論述中，中央對港的「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囊括了這樣的含意：用政治學概念中的country而非state一詞，恰說明香港與中國大陸歸屬同一文化命運共同體，而非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他認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包含了中國古典治理邊疆的政治藝術：對西藏、新疆等地區採取的不同治邊平邊政治，並將古代的中華帝國與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等「帝國」作出區分：中華帝國是在承認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的文化差序格局基礎上的一國多制，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則是在承認帝國內不同種族身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強世功承認，回歸後的港人「悲情」是「由內地一手造成的」，「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是被內地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失誤所消磨的」，但他從此轉而論述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英明之處：認為「一國兩制」可使港人在內心感到「最深層次的尊重」，並設想在經歷了不變的五十年後，港人內心的悲情感消失。強世功認為，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人心。
在《中國香港》出版四年後的今天，從日益深重的陸港矛盾出發，回望強世功當年論述，可見強世功在刻意模糊大陸與香港不同的制度對塑造公民社會與身份認同過程中帶來的差異。
陳冠中概括，強世功想在香港文章裏兼顧「難以調和的論說而出現前後矛盾」，並為他列出了其中四種論說：解說並肯定中國官方現實主義的香港政策，包括偏護資本家；強世功個人對建政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相對肯定及對改革開放年代的批評；強調毛澤東偉大光榮正確但鄧小平也同樣偉大光榮正確；展現當前中國政制的正當性與優越性。
「強世功這位毛派也是民族主義者與國家調解者，他肯定現有黨國體制、歡呼今天中國的成就：『彷彿是歷史命運的安排，奧運火炬傳遞事件和四川大地震激發出中華民族空前的文化向心力、政治凝聚力和道德影響力，展現出現代中國政制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陳冠中從《中國香港》一書中歸納出中國歷史上的帝王驅疆之術，「天朝主義」施政特色被陳冠中詮釋為「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文明教化」。
從強世功的論述中，陳冠中看到了一種企圖心：以「天朝主義」來包裹香港問題。作家決定解構 「天朝主義」與「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關係。實際上，這樣的解構早已超出了辯論的範疇，進入了一場對香港社會論述的爭奪戰。
陳冠中寫道，當下中國官方對香港的政策中，有一種聲音主張中央「以一國兩制香港特區為參考模板，作為中國以後治疆拓邊和處置周邊國家的統治實驗田」，維護多元一體的一國多制格局。作家肯定了這樣的治理方式尊重「特別行政區」的存在，但同時點明，「特區」與中國大陸的其他少數民主自治區，乃至封建時期用以治理邊疆和民族問題的土司制、八旗制、伯克制等，在本質上都是「天朝主義」思維的延展。
在此基礎上，強世功遮掩的話語被陳冠中直白挑明：決策層視香港特區的存在為「審時度勢、因地制宜的統治術，而不是以法律協定或地方的自治權利來看待一國多制，特區自治的憲法地位受貶抑，一國與多制之間的猜疑也更難以消解」。
陳冠中指出了「天朝主義」與「一國兩制」的香港之間最根本的矛盾所在：「香港特區基本法是帶有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性質的，是尊重個體驗利的，而『天朝主義』恰恰與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精神最為抵觸，更在內涵裏沒有個人權力的考慮。」
陳冠中認為，「天朝主義的論述架構，傾向將特區『去政治化』，視特區為實現中央統治術的被動物件」， 而在過去六十多年裏，香港逐漸形成維權意識、公民社會、港人與社會自主性等「政治」特質，而「天朝主義」的思路「比較不能處理特區早已形成的主體性，甚至對特區人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抱懷疑態度」。
這正是一個缺乏民主的香港所擔憂的前途：市民沒有可以決定特首人選的選票，與大陸相比，唯一感到優越的就是相對完善的法治，而面對懸在頭上的「二十三條」之劍，「香港法治被踐踏」成為越來越多港人的焦慮，香港小環境能否自保並潔身於大陸之外，「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否可信也依然未知。
當然，將一家之言視為官方態度是否成立還有商榷的空間，批評此書的讀者或許認為這樣的邏輯「以偏概全」，但書中的一段話恰好揭示了對大陸聲音的「偏見」產生的根源：
「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龐大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好不容易文革過去，又來一次六四慘案……可以這樣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感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
國家與政黨政府之別
對天朝的批判，其實是對延續皇權政治的專制政黨與政府的批判，絕大部分港人，包括陳冠中自己，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都有強烈的認同感。批判天朝，絕不是批判中國，恰恰相反，是希望中國走出天朝專制的陰影。
香港人眼中「天朝」既有「兩彈一星」的輝煌形象，有不少民族自豪感，但也包括薄熙來、陳光誠甚至還意味著有毒奶粉、地溝油、辱罵港人的名校教授、貪腐官僚，以及奢侈品店裏掃貨的大陸官眷。
每個中國人的眼中都有一個天朝，也許是對曾經的輝煌文明的懷舊，也許是對當下社會的嘲諷，也許是對未來國民命運的期許。作家陳冠中借《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給出了一種香港解答。
陳雲: 讀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
13/3/2011
【明報】我從不閱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大陸政治書，然而，為了看病，也會破例。所謂看病，是看書中顯示的中共病徵，用的是佛洛伊德的病徵閱讀法（symptomatic reading）。這種閱讀法，以前梁啟超用過。他說，孫中山的革命黨寫的書，提供的不是救國之策，而是他們自身的病徵：急躁用事、自以為是、無事找事、強迫他人順從。
中共是天朝，香港是藩屬
中共黨人的書的病，比民國革命黨的要久要重。強先生曾在香港的「中聯辦」供職，寫書是試圖解釋中國的處境，解釋香港的去路。然而，我看的都是書中的病。該書旁徵博引，上下古今都論了，卻是如松樹採果一樣，在巢穴堆積起來，不會去蕪存菁，更不會融會烹調。然而，由於他們緊握「中國例外論」為護身符，血汗工廠的出口年年上升，即使全書各處充斥住不能匯通的種種理論，也因為國力龐大，為世界產值第二強，沒人敢招惹他們，於是安之若素，不以為忤。這是中共累積的福份，我無緣享受，只能羨慕吧。
去年反高鐵的廣場上，有人向我推薦強世功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勸我要理解國情，不要老是抨擊祖國。半年之後，在書店偶遇此書，便買了來看。書中的閱讀經驗和推論過程，倒與我十幾年前的很相像，然而，結論迥異。
強先生說，當代中國不是現代形式的主權之國（state）而是文化形式的歷史之國（country），是古典的國家形態而不是現代的國家形態，黨國體制則是「傳統中國的政治遺產」，走向天朝大國和大同世界，既然主權國家和公民契約立國只是西方近代產物，中國毋須跟隨。中國有中國的軌道，是以封建觀念，以差序格局來開展的國家，也就是以儒家傳統立國。
香港的一國兩制之得以構思，正是由於中國有王朝與藩屬的傳統封建體制，藩屬是容許各種制度的，一國多制的。他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超越了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無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還是民族國家理論），可這種超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似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然而，正是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難以解釋的關鍵點上，恰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最深層的思考實際上延續了儒家傳統的天下觀念。這種『天下』觀念超越了階級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權國家概念，而把政治秩序的差序格局與圍繞地緣展開的中心與邊緣關係的思考結合在一起……只有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傳統儒家理論在最深層次上的一致性，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即它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例外，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一個例外」。
學史之目的，竟是不思進取
而在此封建理論之下，香港的愛國特首和愛國資本家成了諸侯，香港是他們的封邑： 「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
『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經濟『繁榮』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政治『穩定』是經濟繁榮的保證。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政治責任中，香港工商界無論在繁榮問題還是在穩定問題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當代讀中國的政治史，目的不是要返回封建天朝，返回士大夫的士黨治國，返回藩屬分封，不是要回頭走，或者原地不動，宣稱這就是儒家治國，中國不須跟隨西洋。讀國史，是要向前走，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走向憲政共和。憲政共和是天下大勢，也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建樹，即使孔子再世，也只能讚歎之，躬行之。十幾年前，我也循着強先生的路徑閱讀和思考，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必須先承繼「古典共和」，就是政府成為無派性的全民政府，軍隊中立，執政者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維繫國家全體長遠利益，這是王朝中國完成了的偉大傳統，然而這種傳統難以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多元理性和多元價值，解決的方法不是鞏固士黨，分封國土，而是走向多黨制的現代共和，走向聯邦中國。
中共在治國理論上可以胡言亂語，只是由於中國不是大國，中共絕不出頭，不承擔國際責任，不惹怒美國，中國成為富商的租界，奴隸的監護人，全世界富人的血汗工廠和荒淫妓院。中國大陸並無特殊，中國的經濟也非奇蹟，不顧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走向工業化，自然碩果纍纍；而在外交上，當穩了美國的小奴才，自然厚厚有賞。王朝與藩屬的關係，不是北京與香港的關係，而是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中共說的「中國例外論」，只是美國政界說的「美國例外論」的翻版。美國是西方新大陸，卻保留了歐洲古老的政教合一，基督教治國；中國是東方老大陸，也要保留傳統，來個政教合一，儒家治國。
近年西方國家不催逼中國民主化，不是忌憚中國的國力，而是善人遭了惡報，吃了啞巴虧。中國富而生驕，在國際社會盛氣凌人，萬一中共真的走向欺騙性質的民主體制——而這是對中共和資本家大大有利的，中國人的才情和創意空前爆發，不再崇洋媚外，在文化意識形態上挑戰英美的文化霸權，與台灣重新締約，結盟日本韓國，這將是西方的心腹大患。勿讓子彈飛，就保持原狀，使中共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尊嚴和科學創意的封頂水泥好了。美國近年退出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樂見民主黨投共，其理在此。中共大可安枕無憂，在當美國藩屬的時候，向香港呼呼喝喝，做他們的天朝美夢。香港在目前也像西方社會吧，中共受了美國的氣，轉發在香港，這是他們難得的心理安慰了。不過，但香港一步一步的內地化、珠三角化，愈來愈像中共自己，這種虐待西方社會的慰安所，將來不知往哪裏找。到時候，也許是革命，也許是亡國。等着瞧。
江浩鉦: 從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談東亞聯盟的可能
一、陳冠中與《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近年中國崛起，經濟發展迅速，國際地位一躍，成為新興的巨頭大國。當全中國人民都認定盛世來臨，香港作家陳冠中則不感樂觀，早前就寫了《盛世》這部寓言小說，質疑這盛世現象的真偽，跟中國主流聲音唱反調。
陳冠中先生，著作多寫中國香港的歷史文化發展。他現居北京，在香港長大，熟悉兩地文化，對香港觀察入微。他近年發現，在這片中國盛世的論調下，部份國家主義者、右翼毛派份子及一些以華文寫作的學者，正在建構一種回歸天朝封建制度的政治意識型態，他們認為：第一、中國不是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而是藉文明教化向外發展的天朝帝國；第二、當代中國體制是傳統中國政治遺產（封建制度）的繼承者；第三、大清帝國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陳冠中將這些觀點話語，概稱為「中國天朝主義」。
陳冠中指出，早前強世功所寫的《中國香港》一書，書中以種種歷史證據，對上述三項觀點作演繹推論，試圖說服讀者接受這種「中國天朝主義」。這種意識型態極具侵略性，一旦推而廣之，不但危害香港一國兩制的主權獨立，嚴重更會波及周邊地區或國家，引發主權爭奪問題。他更指出，強世功曾在2003至2007年被調派到中聯辦做研究工作，有中國官方身份；又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副院長，他發表的文章，不但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更能直接反映出中國官方的管治思維邏輯，故陳冠中寫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以作回應。
二、中國是天朝帝國，並非現代聯邦
中國學者強世功指出，當代中國是文化形式的歷史之國，具古典的國家形態，與西方現代的聯邦國家形態不同。西方聯邦是由兩個或以上的政治實體組成的國家結構形式，聯邦的權力來自聯邦成員國，成員國有其獨立的憲法；但中國則是行儒家古典的政治哲學，主張中央集權，宗主國以儒家文化的高姿態感化周邊地區，通過教化使之成為禮儀之邦，屬於封建的天下體系。他這種論述，試圖改變中國的國家形態，將彊域清晰的民族國家，轉為一個藉文明教化向外伸展、彊域模糊（可大可小）的天朝帝國。而他用來建構中國非「國」的例子，就是香港特區。
他指出「一國兩制」的「國」在制度建構上是反現代國家的，其政治哲學也是反現代國家理論的。他認為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其來有自，跟大清帝國的治彊手法大有淵源。大清帝國在治理周邊地區時，慣常採用一體多元的管治手法，例如以八旗制度統治滿州，以伯克制度管治回彊，以政教制度駕馭藏番等，這都是屬於一種宗主國因地制宜（暫時性）的個別統治政策。他認為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只是過去管治手法的變體，統治精神如出一轍。
強世功希望日後以香港作為參考模版，成為中國以後治彊拓邊，處置周邊國家的統治實驗田。這意味香港將首當其衝，率先淪陷；而種種證據顯示，香港的「一國兩制」正逐漸被模糊化。
筆者想指出，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一國兩制」這概念是源於中英雙方在回歸前夕所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是經聯合國認可的國際公約，具憲法精神。其保障香港在回歸後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行高度自治，以基本法保障港人的人權自由，是追求普世價值，逐步走向「政治化」的表現。相反，他這種天朝主義論述，扭曲了「一國兩制」的設立原意，破壞法治精神，並試圖將「一國兩制」從憲法層面拉到中國的歷史脈絡發展上，以「去政治化」方法，對這概念作重新定義。
縱觀今天的香港，早已由回歸後「高度自治」的姿態，逐漸變成寄生於母體，諸多掣肘不能自主的小特區。主要原因，是香港經濟不斷倒退，金融地產業日漸依賴中國，令香港失去討價能力，經濟發展只得靠中國協助推動。就舉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為例，香港「被納入」國家規劃工程，「被視為」珠三角發展區域的一部分，「被要求」配合國家戰略，融合兩地經濟，此舉是無視香港行「一國兩制」的特區身分。在此規劃下，香港再不是獨立的經濟特區，特區的經濟主權亦遭侵蝕，這是「中國天朝主義」入侵香港的證據之一。
隨著經濟失勢，連帶行政亦逐步不能自主，中共干預香港政治變得更明目張膽，甚至出現「西環治港」之現象。這幾年間，港府的行事作風，變得越來越像中國，大多政策行動，都在蠶食人權，如政府逐步收緊言論自由（派政務官治理港台，以改革為名，趕走吳志森等異見人士；最近的版權修訂條例，打擊網民二次創作，禁止改圖諷刺政治等）、妨礙新聞自由（李克強訪港時出現「黑影論」，有便衣警察伸手阻止記者採訪拍攝）、打壓示威自由（有身穿平反六四t-shirt的市民，在李克強訪港期間被便衣人抬走）等。這種種行為，都是與現代所追求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卻跟「中國天朝主義」的「去政治化」方向一致，以上種種都是「中國天朝主義」入侵香港的警號。
三、中國外交局勢緊張，天朝主義推之不遠
強世功認為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應當繼承這種帶有封建觀念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並將大清帝國的天朝形態，視為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換句話說，香港首當其衝後，一些主權仍模糊不清的地方，如台灣、西藏、新彊等將落入天朝主義的論述框架中，接受與香港同一的命運。這樣的漣漪效應，難免讓鄰近的、歷史不久的民族國家（菲律賓、新加坡等）起疑，甚至是恐懼。筆者質疑，中國奉行這種「去政治化」的天朝主義，將周邊地區或國家納入中國版圖內，重新收復主權，這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恐怕難以成真。
始終，美國仍然率領世界，冷戰時期在東亞建立的陣線，今天仍有不少國家（印度、日本等）與美國有軍事結盟；加上美國早前參與東亞峰會，表明「重返亞太」的決心，重整亞太區的戰略部署，對中國實行周邊封鎖政策，協助東盟國家制衡中國，就南海主權問題寸步不讓，甚至劍拔弩張。這些舉動，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國強勢，雖然已成事實，我們不能指望中國放棄天朝姿態，但我們可望中國的周邊地區及國家主動締結起來，積極建立邦交及互助的網絡，壯大東亞聯盟。做法一如東盟成立之初，積極抗衡中國文革時期擴散的共產主義般，重新團結陣線，回歸多邊的東亞權力網絡，齊心對抗中國天朝主義的擴張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