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

邱立本: 香港夏天的憤怒街頭




沒有法治的GDP主義不是中國人那一杯茶,而是一杯毒酒,在浮華世間醉意中走向社會崩解。

這是一次驚爆的街頭運動。沒有人會想到,在六月中旬攝氏三十多度的熱浪中,香港會有兩萬五千人走上街頭,去為一位僅僅幾天前還不知道是何許人的湖南工人李旺陽申冤,要為他的「被自殺」而吶喊。

那些在六四時還沒出生的九十後,或是在六四時仍是孩童的八十後,都成為這次抗爭的先鋒。他們參與絕食,走在示威隊伍的前列。對於二十三年前的天安門風暴,他們只是從父輩的回憶中認識血淚的歷史,但今天的李旺陽事件,卻是他們親自參與、感受直接經驗的血淚。這也將他們自己的命運,第一次和中國的命運聯繫起來。

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香港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密不可分。一個沒有法治與程序正義的中國,也將必然威脅香港的法治與程序正義。今天他們挺身而出為李旺陽抗爭,也是為自己的權益而抗爭。

就是在這樣熱浪滾滾的街頭中,他們釋放了香港人的憤怒,也釋放了十三億中國人被壓抑的集體理想——正義和公平的社會,不能成為經濟繁榮的犧牲品。沒有法治的GDP主義不是當代中國人的那一杯茶;恰恰相反,這只是一杯毒酒,讓人在浮華世間的醉意中,一步又一步地走向社會的崩解。

這其實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無論中國的經濟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繞不過法治這一關。這次李旺陽事件的關鍵之處,就是完全沒有程序正義。一個疑點重重的命案,卻是草草地、粗暴地處理,讓世人目瞪口呆。而踐踏法治的根源,在於當局維穩的心態,一切都是「穩定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一切壓倒穩定」。

這也和陳光誠事件一樣,地方的維穩系統,在這樣的高壓措施中,獲得巨額的維穩經費,因而形成一種強大的誘因,可以不顧任何法律與常識,作出讓人髮指的違法事件。

其實薄熙來事件早就帶來啟示,沒有法治的中國,沒有人是安全的。今天濫權的官員,明天也可能被濫權而受害。黨國結構龐大的專制體系,卻往往不去追究地方的濫權,甚至在體制上鼓勵這樣的違法措施。

維穩,維穩,中國多少的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維穩,維穩,也使中國越來越不穩。

如果沒有王立軍的出走美國領館,薄熙來和谷開來所牽連的幾宗命案,可能就永遠深埋在黑暗中。如果陳光誠不是進入了美國大使館,他在山東被長期壓迫、蹂躪的事實,中央也是不聞不問。

中國的法律系統,被政法系統的專制權力所閹割,無法發揮追求正義與公正的制度功能,反而成為權力傲慢的工具,陷人民於不義,也最終陷執政黨於不義。

這就是今年香港夏天憤怒街頭的信息。李旺陽事件是香港政治的拐點,也是北京與香港關係的拐點。它肯定衝破了一國兩制的模糊界線,因為香港和大陸的人民都相信:一國兩制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一國良制才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