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何炳棣去世，享年95歲。他半世紀來在西方鑽研中國史學，作出原創性和拓荒式貢獻，享譽學界。但他七十年代歌頌文革的往事，卻是晚年不堪回首的歷史。
六月七日以九十五歲高齡在南加州辭世的史學大師何炳棣（Ping-ti Ho），半世紀以來辛勤耕耘於加拿大和美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園地，對明清兩代社會史的研究、對中華文化與文明源起的探究、對中國古代思想的追摹，著述豐實，且皆具原創性和拓荒式的貢獻，而為海內外學界所同欽。但他的學術主張和政治傾向亦不斷引發爭議。一九六六年，何氏獲選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出任美國亞洲學會（AAS）會長，寫下華裔學者首次在全美大型學術組織擔綱的新頁。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楊雅南（Anand Yang）則為擔任該會會長（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的第二位華裔學者，楊氏專業為南亞歷史和政治。
何炳棣是浙江金華人，一九一七年生於天津，長大後身材魁梧。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日文秘書蕭正誼一九三八年初見何氏後對友人說：「我以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書生，沒料到他是關西六尺大漢！」何氏曾就讀天津私立第一小學和南開中學，因鬧學潮而被南開開除，後於一九三三年秋進山東大學化學系，翌年夏轉學清華大學，決定棄化學改學歷史。
何炳棣天生是個好勝而又不服輸的人，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何考了八十九分，同班同學姚克廣（後改名姚依林，曾任中國副總理）獲九十二分。姚對何說：「能得八十九分也很不錯啦！」這句無心的話卻大大刺激何炳棣，而使他「即刻下決心就以西洋通史這門課作為磨練意志的對象」，第二次月考果然考了九十九分。當時教西洋通史的是劉崇鋐教授，後來曾擔任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何氏在清華歷史系的大一國文老師是俞平伯，系主任蔣廷黻在第二學年秋季開學前自蘇聯及西歐休假返校，何氏大三時準備選修蔣氏所開的中國外交史與一戰前歐洲外交史等兩門課，但蔣卻應蔣介石之召離開清華到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十個月後改任駐蘇聯大使。因此，何炳棣未上過蔣廷黻的課，但他一直尊蔣為師。何在清華曾受業於馮友蘭、陳寅恪、雷海宗、吳宓等名家。
何炳棣一九三八年從清華畢業，他在二零零四年台北允晨出版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說，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夏「這一年主要的收穫是鞏固了我與邵景洛之間的愛情」。後來嫁給何炳棣的邵景洛是紹興人，一九三九年獲清華文學士學位。何氏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抵達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清華）歷史系助教，一九四零年第一次參加留美考試，未過關；一九四四年重考第六屆清華公費留美考試成功，屬西洋史門；同時獲錄取的有物理學門的楊振寧（何比楊大五歲，後成終生好友）等二十二人。何氏總平均七十八點五分，居二十二人之冠。很注重分數的何炳棣說，歷屆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學考試總平均最高的是何氏筆下的「曠世通才」錢鍾書。
一九四五年秋，何氏飛往印度，候艦赴美留學，他說：「西南聯大人文方面所表現的研究自由和治學途徑的多樣是永遠值得我們憧憬的。」何氏負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西洋史（特別是英國史）。他說，在哥大六學期，上課聽講不多，主要是自己廣泛閱讀而又系統地讀書。何又說：「作為哥大研究生，我在紐約共住了三十一個月另一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紐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地下鐵道系統。……我和景洛離開紐約的那一天，車費的價錢才加倍到一毛。」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何氏的長子何可約在西雅圖出生。何炳棣說，他的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一八七三至一九一零》是真正有創造性、有魄力的東西，迄今仍未正式發表，但他表示，目前學界所做的研究還趕不上他幾十年前的成果。一向自負的何氏說，出國以後，他的第一個志願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打進西方第一流的期刊。他說，沒有人做到過，他做到了，而且接二連三地做到了。他的博士論文解決了當時美國兩大學派持續多年的爭論，何氏很自傲地說：「從我那篇文章開始，他們沒法子辯了。給他們決勝負的，就是何炳棣。」
何炳棣於一九四八年前往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任教，一九五二年正式獲哥大博士學位。一九六三年應芝加哥大學之聘，兩年後擔任芝大湯普遜（J.
W. Thompson）講座教授，直至一九八七年榮休後轉往鄂宛（Irvine，又譯爾灣）加州大學任教，一九九零年第二次退休。何氏在芝大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和同校的政治學教授鄒讜（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合辦一場長達十天的大型國際性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各方高手群集風城（芝加哥別號）。何、鄒把研討會論文編成三冊出版，書名為《危機中的中國》（China
in Crisis），內容專論中共的政治體制和中國的歷史傳統以及中共的國際問題。
何炳棣在清華雖未上過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亦為哥大博士）的課，但蔣氏「認為治史必須兼通基本的社會科學，所以鼓勵歷史系的學生同時修讀經濟學概論、社會學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課程。在歷史的大領域內，他主張先讀西洋史，採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後再分析綜合中國歷史上的大課題」。何氏頗受這個觀點的啟發與影響，他說：「回想起來，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只有清華的歷史系，才是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與中國史學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並重。……我自問是一直真正走這條路的。」
何炳棣的治學生涯大致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專研以明、清時代為重心的社會結構、會館組織和階層流動，主要著作包括：一九五九年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中國人口研究，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一九六二年哥大出版的英文《帝制中國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層面，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一九六六年台北學生書局出版的《中國會館史論》。這些專著和其他學術論文奠定了何氏的學術地位，並使他成為中國社會史的頂尖學者。
何氏說，他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到芝大圖書館翻閱印度考古書冊，發現印度史前稻比中國仰韶村文化遺址中的稻還要晚些，文獻記載更晚，「於是終夜難眠，決心鑽進史前考古資料，探個究竟，不期就此長期跨出明清了」。何氏在這第二階段的治學過程中，一九六九年推出中文《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一九七五年推出英文《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此書副題為《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討，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此外，又在一九九五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何氏對古史的解釋有不少新觀點，贊成者很多，反對者亦不少，筆戰交鋒擦出甚多火花。
何氏晚年進入其治學第三階段，以全副精力鑽研中國古代思想，並獲得與傳統學界不同的結論，他說；「中國哪裏是儒家的傳統？是孫子、墨子、商鞅的傳統啊！儒家不是沒有作用，如果沒有儒家的融化，我們都接受不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墨子最講人道，兼愛非攻……墨子是倒楣，幾千年備受儒家的攻擊。在我看來，孫、墨、商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軸心，哪裏是儒家啊！」何氏臨終前，仍在病榻上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的論文。
何炳棣讀小學三年級時，其級任老師劉逸民對他的評語是：「如能愛眾親仁，則美玉無瑕矣！」何氏說：「七十多年來每一念及，不禁懍然嘆息，這第一位級任老師竟能如此銳利地指出，並正確預測到我一生處世最大的缺陷——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何氏在學界以跋扈、桀傲、脾氣壞、愛罵人和難以相處出名，被他當面罵過和文字批過的中外學人不計其數，他批黃仁宇「對歷史不忠實」，又說：「黃仁宇被紐約一個州立大學撤職。當時我在芝加哥，還有好幾個朋友，寫了多少次信想幫他復位。」他在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痛批考古學家張光直（歷任耶魯、哈佛教授、中研院副院長，已故）：「生平所遇，偏見如此之深，思維如此疏失的學人實在罕見。」又指責張光直是中西學界「反對何炳棣」陣營的中心人物。何氏充滿火氣地指出：「我第二次退休後遲遲進軍先秦思想就是忍無可忍，不得不嚴肅批判當代海外風頭最健、對儒學極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維明教授。」又稱：「但老輩當代新儒家在文字方面還是莊重的，而杜維明英文語句之備極油滑，逼得我不得不向廣大的讀者予以暴露。」
何炳棣亦曾經聲色俱厲地當面大罵過引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研究中國史的漢學家房兆楹，何氏日後對此事頗感懊悔。曾於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任亞洲學會會長﹑來自匹茲堡大學的日裔女學者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亦曾被何氏痛批詆毀中國歷史。何氏批評芝大同事顧立雅（Herrlee G.
Creel）不懂中國古文，要找他幫忙，芝大博士、顧立雅的學生許倬雲強調，那是何氏「亂說」。何氏敬重胡適，以擁有胡適為他寫的大幅杜甫羌村詩而自豪，但他批評胡適「很有心計，幾乎天天寫日記，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許是他以日記來『用計』，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他亦曾當面說胡適花太多時間於會客。何氏說：「我對胡先生的景仰之處決不是他的史學，而是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地位。」
何炳棣不是一個躲在學術象牙塔裏的學者，他酷愛美味，食量極大，數十年前吃過的好館子和佳餚，他都能記得一清二楚。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有強烈的愛國心，他極度關心國事，曾在七十年代熱烈參與海外保釣運動。他也喜歡接近政治權力人物，學界盛傳他曾送一把寶劍給蔣經國。但他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新加坡發表演說，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前國民黨的腐化和孔、宋貪污盜國，香港《新聞天地》卻報道他抨擊台灣的國民政府，蔣介石即質問中研院院長王世杰，導致何氏和中研院斷絕二十二年關係，直至物理學家李政道的兒子、芝大史學博士李中清力勸其老師何炳棣與中研院恢復關係，加上楊振寧曾於一九八六年訪台慶祝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八十大壽，何氏始於一九九零年赴台參加中研院第十九屆院士會議，與中研院恢復關係。
何炳棣於七、八十年代在海外知識分子中（特別是香港、台灣留美學生）的名聲如雷貫耳，原因是他經常在當時親北京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撰文歌頌新中國、吹捧中國的進步、宣揚大陸鋼鐵、石油和其他工業原料的產量將以倍數成長。在何氏的筆下，四人幫時代的中國、批林批孔時代的中國和毛澤東專制下的中國，處處充滿了希望與生機。親台灣的留學生不齒何炳棣的一面倒，親中共的留學生尊何炳棣為精神領袖。一九七四年五四運動五十五週年，紐約親北京學界在哥大舉行盛大集會，邀何炳棣等人演講，由研究作家茅盾的耶魯女博士陳幼石擔任大會主席。
何炳棣自己對當年一味歌頌中共而有損史家公正判斷的行徑，頗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何氏說他一九七四年在《七十年代》所撰的《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在海內外影響很大，「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願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的動機。同樣願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何氏在《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中說：「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這些觀點及那些文章是何炳棣學術生涯的敗筆和污點，難怪他「願意忘掉」！亦難怪他在回憶錄中不願多談他在極左年代的不堪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