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

許知遠: 遲來的「先知」




五十年前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仍然信奉馬列主義,也對中國深感幻滅。

我沒有見到史明。他原本執意從新店趕來台北,來見一見對他表示敬佩的大陸作家。但他突然發燒了。對於一個九十四歲的人來說,不存在什麼「小恙」,想必又是一番痛苦的掙扎。不過,他仍在繼續的漫長一生,從不缺少的就是掙扎。

我看著他橫在一本上的黑白照片,表情焦灼、銀髮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不過,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看起來,他就像《指環王》(港譯《魔戒》)中的甘道夫。

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確是台灣的「先知」。恰好五十年前,他在東京出版了《台灣人四百年史》。這是第一部從台灣人視角來寫作台灣通史,它把四百年的台灣史,視作不間歇的抗爭史,從荷蘭人到清王朝,從日本人到國民黨,它們都是殖民者。與它相比,連雅堂四十四年前所著的《台灣通史》像是純粹的中國中心論。

不過,嘲諷的是,這本四百年的台灣史最初是用日文完成的,史明的日文比中文更好。當他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台北士林的施家時(他本名施朝輝),日本已佔據台灣二十三年,新一代台灣人已在日式教育下成長。他一定在少年時代就有一顆不安分的心,所以十九歲前往日本讀書時,沒有選擇最熱門的醫學,卻投身於早稻田的政治學。

從莫斯科、紐約﹑倫敦到東京,左派思潮正席捲世界。神秘的蘇聯正給予世界一條嶄新的道路,而馬克思主義學說則許諾了一套無所不包的解決方案,包括他正在遭遇的民族問題。既然馬克思說,階級問題是一切的基礎,那麼他就前往中國參加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對他而言,重慶的國民黨政府代表著土豪劣紳、封建集團,中國共產黨才為勞苦大泷奮鬥。

從一九四二年秋天看到上海蘇州河的外白渡橋,到一九四九年夏天回到台灣,這七年的中國經歷不僅令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喪失信心,還對中國充滿幻滅。他為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運輸過鴉片,為獲取情報而投身社交場,為台灣士兵講解馬列主義,還見證了殘酷的土改,目睹著共產黨幹部如何把暴力引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他還痛苦的發現,階級意識並不能彌合地域差異,作為一個台灣人,他感到台灣與大陸的差異﹑大漢沙文主義帶來的壓迫感。

但中國如影隨形,而台灣也不是他離開的台灣,國民黨政府如今佔據了當年屬於日本人的所有特權。他與「二二八」事件後倖存的反叛者試圖行刺蔣介石。事情敗露後,他流亡日本。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他白天經營水餃店,夜晚則埋頭於寫作這本《台灣人四百年》。他不信任中國共產黨,卻仍是個馬克思與列寧主義者,相信一場革命需要理念和組織。而他要通過熟悉歷史來締造出一種台灣民族主義的理論。

我沒讀過,我也很懷疑即使在台灣,它又到底有多少讀者。當它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時,是純粹的異端學說,台灣公泷既看不到,也不會感興趣,即使最開放的知識分子,主要的興趣仍在如何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更多些自由空間。而當它在一九八零年發表中文版,它也僅僅在海外的一小群激進的台灣留學生中流傳,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觀念開始彼此作用。

一九九三年,他最終返回台灣。不過,流亡歸來的「先知」卻不一定吻合時代新情緒。本土意識正迅速高漲,但這急躁的新時代又怎麼耐心去閱讀幾百頁的著作。

不過,他卻未受困於此,他習慣了獨行俠式的抗爭。從總統選舉到大學沙龍,他不知疲倦地宣揚他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獨立的歷史必然性」。他的行為仍帶有少年式的衝動。二十四歲時,他毅然投身於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而到了八十七歲時,他會率領車隊去堵截連戰,他反對國民黨參訪大陸。

距離在日本的孤獨寫作已經半個多世紀,《台灣人四百年》的新中文版也將出版,而記錄他青年時代經驗的《穿越紅色浪潮》正擺在一些台北書店的顯著位置。

對於他的理論緕述,我沒有太多閱讀興趣。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痕跡依舊濃重,著迷於「群泷」、「組織」、「階級」、「革命」,他屬於那個崇拜「主義」的一代人。

我也很難接受他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調,他太強調衝突與對立,而刻意忽略了融合,他把複雜的網絡簡化成了一條線。我從不信任民族主義,不管它是以中國,還是台灣的面貌出現。

比起他的著作,他真正精采的是人生。他那種願意用生命捍衛理念的熱忱,足以打動每個人。他又像是先知,又保持著驚人的遲鈍,他像是被命運捉弄,卻還是主宰了命運。對我來說,他也是台灣複雜命運的象徵。對於這種複雜性,中國大陸幾乎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