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仍然信奉馬列主義，也對中國深感幻滅。
我沒有見到史明。他原本執意從新店趕來台北，來見一見對他表示敬佩的大陸作家。但他突然發燒了。對於一個九十四歲的人來說，不存在什麼「小恙」，想必又是一番痛苦的掙扎。不過，他仍在繼續的漫長一生，從不缺少的就是掙扎。
我看著他橫在一本上的黑白照片，表情焦灼、銀髮飄散、鬍子花白，手舉麥克風，不知正在講什麼。不過，一種「先知」式的味道從紙面上飄散而出，看起來，他就像《指環王》（港譯《魔戒》）中的甘道夫。
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確是台灣的「先知」。恰好五十年前，他在東京出版了《台灣人四百年史》。這是第一部從台灣人視角來寫作台灣通史，它把四百年的台灣史，視作不間歇的抗爭史，從荷蘭人到清王朝，從日本人到國民黨，它們都是殖民者。與它相比，連雅堂四十四年前所著的《台灣通史》像是純粹的中國中心論。
不過，嘲諷的是，這本四百年的台灣史最初是用日文完成的，史明的日文比中文更好。當他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台北士林的施家時（他本名施朝輝），日本已佔據台灣二十三年，新一代台灣人已在日式教育下成長。他一定在少年時代就有一顆不安分的心，所以十九歲前往日本讀書時，沒有選擇最熱門的醫學，卻投身於早稻田的政治學。
從莫斯科、紐約﹑倫敦到東京，左派思潮正席捲世界。神秘的蘇聯正給予世界一條嶄新的道路，而馬克思主義學說則許諾了一套無所不包的解決方案，包括他正在遭遇的民族問題。既然馬克思說，階級問題是一切的基礎，那麼他就前往中國參加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對他而言，重慶的國民黨政府代表著土豪劣紳、封建集團，中國共產黨才為勞苦大泷奮鬥。
從一九四二年秋天看到上海蘇州河的外白渡橋，到一九四九年夏天回到台灣，這七年的中國經歷不僅令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喪失信心，還對中國充滿幻滅。他為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運輸過鴉片，為獲取情報而投身社交場，為台灣士兵講解馬列主義，還見證了殘酷的土改，目睹著共產黨幹部如何把暴力引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他還痛苦的發現，階級意識並不能彌合地域差異，作為一個台灣人，他感到台灣與大陸的差異﹑大漢沙文主義帶來的壓迫感。
但中國如影隨形，而台灣也不是他離開的台灣，國民黨政府如今佔據了當年屬於日本人的所有特權。他與「二二八」事件後倖存的反叛者試圖行刺蔣介石。事情敗露後，他流亡日本。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他白天經營水餃店，夜晚則埋頭於寫作這本《台灣人四百年》。他不信任中國共產黨，卻仍是個馬克思與列寧主義者，相信一場革命需要理念和組織。而他要通過熟悉歷史來締造出一種台灣民族主義的理論。
我沒讀過，我也很懷疑即使在台灣，它又到底有多少讀者。當它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時，是純粹的異端學說，台灣公泷既看不到，也不會感興趣，即使最開放的知識分子，主要的興趣仍在如何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更多些自由空間。而當它在一九八零年發表中文版，它也僅僅在海外的一小群激進的台灣留學生中流傳，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觀念開始彼此作用。
一九九三年，他最終返回台灣。不過，流亡歸來的「先知」卻不一定吻合時代新情緒。本土意識正迅速高漲，但這急躁的新時代又怎麼耐心去閱讀幾百頁的著作。
不過，他卻未受困於此，他習慣了獨行俠式的抗爭。從總統選舉到大學沙龍，他不知疲倦地宣揚他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獨立的歷史必然性」。他的行為仍帶有少年式的衝動。二十四歲時，他毅然投身於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而到了八十七歲時，他會率領車隊去堵截連戰，他反對國民黨參訪大陸。
距離在日本的孤獨寫作已經半個多世紀，《台灣人四百年》的新中文版也將出版，而記錄他青年時代經驗的《穿越紅色浪潮》正擺在一些台北書店的顯著位置。
對於他的理論緕述，我沒有太多閱讀興趣。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痕跡依舊濃重，著迷於「群泷」、「組織」、「階級」、「革命」，他屬於那個崇拜「主義」的一代人。
我也很難接受他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調，他太強調衝突與對立，而刻意忽略了融合，他把複雜的網絡簡化成了一條線。我從不信任民族主義，不管它是以中國，還是台灣的面貌出現。
比起他的著作，他真正精采的是人生。他那種願意用生命捍衛理念的熱忱，足以打動每個人。他又像是先知，又保持著驚人的遲鈍，他像是被命運捉弄，卻還是主宰了命運。對我來說，他也是台灣複雜命運的象徵。對於這種複雜性，中國大陸幾乎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