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1日星期五

王澤基:新一屆政府要「干預」經濟




現代經濟學中兩個最具影響性的經濟學家,一位是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凱恩斯,另一位是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海耶克的著作《The Road to Serfdom》(中譯:到奴役之路)是自由市場的經典。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撰寫,以希特拉等歷史人物事例指出,不論是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集 體主義,凡由中央計劃的經濟系統,必然由少數的統治階級決定資源分配,在欠缺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下,統治階級並無法做出正確的決定。不斷的失誤加上計劃上 的分歧,最後統治者只能用高壓手段維持計劃。更壞的情況,是當計劃接連失敗時,人民很容易誤以為這是國家權力不足而無法有效推行所致,令他們更支持中央集 權及強人統治,國家陷入極權主義。

雖然痛斥集體主義,海耶克認為大部分支持共產的人並非出於自私或邪惡的念頭。相反,他們的動機是大多是 誠實與善良的。只是他們沒有想過,本來以為是集體同意才會進行的計劃,變成為了要讓任務順利進行,他們會被迫協議所有計劃。當國家的計劃愈多,他們自我計 劃的空間便愈來愈小。

但作為自由派代表,海耶克叮囑人們不可以把市場主義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義混為一談,政府在經濟有其角色,像設立貨幣制度、規管工時、成立機構確保正確的訊息流通,更重要的是避免例如污染不用付費等搭便車問題。

市場依賴政府執行力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Charles Tilly提出「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概念,討論政府落實執行政策的能力和效率。政府機構的質素與市場經濟的表現有密切關聯,在如安全、提供公共品、制定稅項這些範圍 上,政府強勢執行,社會才會有效率。強勢政府不一定是存心遏抑人民的政府。在民主社會,決定了的政策卻無法落實,那民主也沒有意義。

如果 以政府開支佔GDP比例量度政府參與度,便會發現在愈先進的國家,政府的佔重愈大,這是因為先進國家的人民對基礎設施、產權執法、教育、醫療等需求較大。 不過這只是從數據發現的事實,我們不知道政府開支佔GDP哪個比例最好,不知道這是否有因果關係,即使有,也不肯定是先增加政府開支促進國家發展,還是國 家發展後政府才要增加開支。

甚麼時候政府的做法算干預?甚麼不算?要視乎那種行為是一次性抑或是通用原則。指明把這地批給誰和誰、某些行業該生產多少貨品是干預市場,但設定市場制度則不算是干預。

譬如在污染問題上,政府通過人民授權制定總排放量,然後發放牌照,牌照可以透過市場交易,成功減少排污的人可以出售多餘配額,污染程度嚴重的則買入更多配額。這是設定制度,讓市場提供經濟誘因令機構減排。

制定總排放量是人民的選擇,適用於所用人,也是人民認同的目標,不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至於怎樣達成,或者這目標對經濟的影響就是經濟學研究的範圍。無政府主義並不是經濟學家的主流主張。

但市場的設計與好壞對實際的成果有很大的影響。早於1994年美國加州便實行了RECLAIM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計劃。根據交易計劃,數以百計的有排放污染物的機構必須削減其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參與機構起初會免費獲得若干 排放權上限,排放權會在以後續年減少,如果機構不減少其排放量,便要購買足夠排放權。實行10年後檢討,RECLAIM帶來的結果並未符預期,其中原因包 括政府最初的上限設得過分寬鬆。美國環境保護署認為這是一個好教訓,提醒了他們即使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系統,在開發和以後的管理過程中,政府在規劃、監督、 調整等仍然有其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絕非計劃經濟

新加坡有一項更簡單的措施,是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從1998年開始,在新加坡凡是在繁忙時段進入市中心地區的車輛,都必須穿越電子感應閘門自動付費。收費減少了人們駕車的意欲,除了減少道路污染,也改善塞車問題。香港近年亦有討論類似計劃,只是無甚進展。

過去新加坡有強勢領袖,政府執行能力高,很多人以為那就是「計劃經濟」。實際上新加坡和香港,除了土地政策,經濟沒有很大不同。在接納外地專才、嫖妓合法等方面,新加坡甚至比香港開放。新加坡的不叫「計劃經濟」,1979年前的中國、1989年前的蘇聯才算。

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度是不是相差很遠?自1941年成立的獨立研究組織自由之家庭(Freedom House)每年以民主、政治自由以及人權等價值為標準,評估各國民主自由程度。在其2012年的報告中,香港和新加坡同樣被列為「有限度自由」。香港比 新加坡明顯好的是出版自由,但仍然只屬於「有限度自由」,與南韓一同位列70,新加坡排150,屬「不自由」的類別。

美國另一個智庫傳統 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則每年與《華爾街日報》合作發布涵蓋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指數考慮的範圍包括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貨幣政策、資本流動和外國投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工資和物價等。在經濟自由的國家,人們有權 控制自己的財產,以任何方式自由工作、生產、消費和投資,商業行為會受國家的保護,但不會受約束。

2012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第一位的 是香港,得分89.9,第二是新加坡,得分87.5,兩者差距很小,調整統計誤差後,兩地的經濟自由度基本無異,這就說明新加坡並非甚麼「計劃經濟」,如 在勞工自由及廉潔方面,質素明顯比香港更好。順便一提的,2012年的報告中,全球平均自由度是59.5,亞太區平均自由渡是57.5。在這評估中只有達 80分至100分的國家才稱得上完全自由的國家,除了香港及新加坡,只有第三至五位的澳洲、新西蘭、瑞士屬於經濟完全自由。第六位的加拿大、第十位的美 國,只是經濟「比較自由」的國家。

港必須正視土地壟斷

所以下屆特區政府應該做的不是甚麼干預與不干預的意識形態之爭,而 應該是認清事實,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香港的土地政策在本欄已經討論了很多次,是絕對的壟斷,壟斷者叫香港政府,實在沒有必要討論甚麼地產霸權。壟斷而還 要胡說「不干預市場」是徹底的欺騙。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而沒有人才;要發展高科技,而技術人員住房成本奇高等都是必須面對的政策性問題。具體的問題必須 具體解決。意識形態除了寫論文,叫口號時有點用以外,真的不是那麼有用。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