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崑南: (書在燃燒) 香港自由催生無名大書無名氏忌辰十周年



第一次我寫無名氏是在1964年,第二次已是2002年。他逝世後不久,文章刊登於「明報世紀版」,轉眼又是一個十年,他的忌辰十周年。無名氏(卜寧),是當今中國最重量級的現代作家,當然,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在卜少夫主編的《無名氏研究》,高度評價他的人士多的是,包括司馬長風、叢甦、倪匡、黃俊東、王亭之、余樂山、李雨生等。

在《無名氏的文學作品探索與紀懷》,認同無名氏的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豐碑的作者,計有尉天聰、羅鵬、向明、張默、魏子雲等。更不能漏了海外夏志清。

無名氏的無名大書(原是七卷,後來《荒漠裏的人》消失,只得六卷)第一卷於1945年完成,到第二卷時,大陸淪陷了,之後的歲月,他要地下寫作,維持了十五年之久。到最後,幾經劫難,全書六卷,才可以陸續出版。時間已接近半個世紀了。

直到今天,2012年,無名氏離世十年,沒錯,有關探討他的書一本又一本面世,但,我覺得,一切都太遲了,而且出現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在書局,甚至在台灣,不易找到他的作品,在香港圖書館,只能看到零星落索的一兩部。在電腦檢索,書沒有上架,要預留。執筆之前,我還特別上深圳,兩大新舊書城,一本無名氏作品竟也找不到。

浮出水面的文學史「失蹤者」

所謂太遲,因為雖然無名大書成書這麼早,但真正被有識之士受落而讚許的,還是他離開大陸之後才發生。在大陸,人民經歷過翻天覆地的政治無情鬥爭,已把無名氏這個名字完全忘掉了。重新認識無名氏還是靠海外資訊,說出來,真是荒唐不過之事。海外人士發現及評論無名氏,六十年代初期已出現,而內地撰寫無名氏的書最早卻在1998年,那已是無名氏身在台灣的日子了(明顯地是受了台灣那一陣「無名氏旋風」影響所致)。這個時候,大陸才有人開始積極地研究無名氏作品,代表作有李偉的《神秘的無名氏》和汪應果、趙江濱的《無名氏傳奇》。

在趙江濱另一本的《從邊緣到超越》,他便直接地說無名氏是浮出水面的文學史「失蹤者」,是遲到的「歸來者」。這個說法,的確忠於事實,可不是嗎?只舉一個例子就夠說明了﹕如錢理群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便把無名氏放在「洋場小說」系列中,只簡短提及,作為徐訏的陪襯吧了,還直言﹕「隨着政治主張趨於反動,他的創作生命等於終止了。」但到了1993年,同一批人,同一本書,修訂版後,觀點完全相反,變了「無名氏集通俗、先鋒於一身,兩種寫作前後並舉,而本質上他是一個用文學來探索生命意義的純文學作家」。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可見醜陋的政治就是這麼的一回事,隨時翻雲覆雨,處理文化藝術手法厚顏無恥。

每一次談無名氏,總有不少的唏噓與感嘆,因由首先當然正如上述的動盪時代帶來的劫難,他生於政治造成的文化斷層中,坎坷難免。在那些歲月中,他寫《塔裏的女人》、《北極風情畫》一舉成名,被譽為中國第一本最暢銷小說,如果在太平盛世,他的無名大書接着順利出版的話,他的文學地位被大眾認可,不受忽略和冷落,是可以肯定的。

作品超越時代 一直被誤讀

我個人認為,可能最關鍵的一點是他的作品本身,實在太超越他所處的年代了,他的風格,他的文體,他的哲思,具無比的突破性,遠遠跑在前面。他那整套大書,是洋洋大觀的詩語,是前無古人的宇宙視野,作者背後那種嘔心瀝血的生命力場呈現,再難有後來者,如此偉大的成果,不單是讀者,就算整個文學界也一時無法消化過來,也是理解得到的。所以,一直以來,誤讀他作品的人無數,硬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的行列,便可見一斑。

話說回來,命運就是如此弔詭,也許永恆的鳳凰,在火中才可以復活。在種種不同壓力之下,反催迫無名氏埋首專注創作(當時他是詐病隱退,把自己關在尼庵進行地下創作的)。我們常說,偉大時代必然誕生偉大心靈作品,那麼,無名氏的無名大書,就是一個最佳的一件物證。

原稿歷劫送香港 得以出版面世

最後,不得不指出的是﹕造就無名大書具有三大動力,其一是大家有目共睹,時代劫難的大環境,其次是無名氏本人無比的才華加上頑強的鬥志,第三,個人特別指出,便是大陸雖赤化,殖民地香港因歷史遺留下來的重要性,卻注定扮演着一個肩負起逃離中國現代斷層文學險境的神奇角色。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香港,無名氏當年就無法把大書原稿分成千多封信從各地寄往香港兄長處,得以保存,收集完成後才可出版。沒有這個決口,無論無名氏的小說如何汪洋澎湃,也不可能跟世人見面。說起來,這不是一個單獨的例子,從過去的歷史中,大陸文人逃難來香港後,大有作為的不少,最為人熟悉的如許地山、戴望舒、葉靈鳳、蕭紅、劉以鬯等。他們在留港期間,先後都在他們創作生命中激閃出最強的一道光。例如,蕭紅在短短的兩年,竟可以完成了《呼蘭河傳》及《馬伯樂》長篇小說,而劉以鬯若在大陸,必然寫不出《酒徒》等重要作品。還有還有,如果馬博良不是早就從上海跑來香港,《文藝新潮》這本影響重大的現代主義雜誌,根本就沒有機遇誕生。如果沒有香港的自由環境,司馬長風就寫不出一部創建新方向,反傳統敘事體的《中國新文學史》,這部文學史,雖缺失準確的學術性,但憑他不同層次的語意元素,正彌補了對文革時期中國文學的重要論述。陳國球說得好﹕「他(司馬長風)寫成的《中國新文學史》,是香港罕見的有規模的『文學史』著作,但也是一份文化回憶的紀錄。在這本多面向的書寫當中,既有學術目標的追求,卻又像回憶錄般疏漏滿篇;既有青春戀歌的懷想,也有民族主義的承擔;既有文學至上的『非政治』論述,也有取捨分明的政治取向」。

再者,國父孫中山當年棲身香港,革命才有轉圜餘地,香港就是催生現代中國的革命搖籃地,同樣,香港,原來更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化的搖籃地。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香港竟變成了一個氧氣筒,現代中國的命脈才不會「英年早逝」。游筆至此,也許說遠了。還是反回無名氏,我夠膽說,其實是我最想說的,無名氏作品能夠長存於世,殖民地香港是他無可代替的保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