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低工資條例正式生效一周年，這項新制度交出了怎樣的成績單？政府統計處的《2011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披露了去年5月至6月期間僱員工資的分佈情況，正好可以作為評估最低工資實效的參考依據。調查報告顯示了，各種弱勢階層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均錄得可觀的工資增幅，明顯地「跑贏大市」。
初見成效弱勢階層受惠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的頭兩個月，低薪僱員（即收入最低的10%僱員）的月薪從2010年同期的5900港元上升至6900元，增幅達17.7%，是全港所有僱員平均加幅的兩倍有多。55歲以上的年長僱員以及25歲以下的最年輕僱員，其薪酬中位數亦分別錄得22.2%和12.5%的升幅，遙遙領先於其他年齡組別；而教育程度較低僱員的工資上漲亦相對較快，小學及以下、中一至中三程度者的增幅分別為20.1%和11.1%，均高於其他文化程度員工的7.2%。
如果按職業和行業來劃分，非技術工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的工資分別上升19.3%和10.7%，文員、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等白領工種只上升不足7%；而低薪人口最為集中的四大行業，包括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飲食、零售，以及以安老院舍和個人服務為主的「雜項活動」，僱員的工資上升一至兩成半，增幅在所有行業中均處於領先位置。
從這些數字來看，最低工資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有效提升了低薪人士的收入，有助於紓緩貧富懸殊和就業貧窮等現象。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企業因為最低工資的推行而承受了額外的成本上升壓力，但整體情良好，亦未觸發較大規模的商戶結業和職位流失。去年下半年，香港勞動人口的增長率回升至近10年的高位（2.3%左右）；即使在這種情下，失業率仍維持在3.3%的低位。
最低工資的順利啟航引發了社會上要求盡快調升最低工資水平的呼聲；有意見更建議應將最低工資從目前的28元時薪大幅上調20%甚至25%或以上。但必須承認，在一定程度上，最低工資亦帶來了一些預期的影響，包括增加了中小企的經營壓力，加重升斗市民特別是基層消費者、退休人士以及固定入息者的負擔；而一眾小型屋苑的立案法團要為管理費上調而煞費思量等。
穩中求進長遠影響待察
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才剛剛滿一年，它對勞動市場特別是邊際勞工就業的長遠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現出來。過去兩年恰逢香港經濟的擴張時期。以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計，2011和2010年香港經濟分別增長8.7%和7.3%，是回歸以來第二和第三高增幅；去年私人消費開支增長13%，更是近15年來之冠。內部消費暢旺，加上訪港旅客突破4000萬人次；旅遊、餐飲、零售這些以提供本地服務為主並且聘用大量低薪僱員的行業，在這次經濟景氣中最為受惠，自然亦增強了對最低工資的承受能力。同時，市民的整體收入亦在去年水漲船高，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突破了多年停滯不前的窘，從2010年底的18,300元上升至去年底的20,000元，增幅達9.3%；這亦為商家轉移部分成本壓力提供了較大的空間。
不能否認，本港的最低工資的確是「生得逢時」。但「花無百日紅」，如果下一次經濟周期逆轉來臨，退去繁榮時期的鉛華浮影，被遮蓋的種種問題可能就會浮出水面。
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亦就最低工資水平諮詢公眾。委員會將來考慮調整最低工資時，會參考「一籃子指標」，包括整體經濟狀、勞工市場情、競爭力及社會共融等的四大範疇的14項指標概要，而詳細的統計指標和資料更多達36項。這反映了委員會對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量全面周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是單一、概括性的政策手段，其實並不可能同時迎合太多不同種類的政策目的。
筆者認為，委員會固然要用不同的指標作為參考，但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最重要還是要掌握好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要在保障工人基本權益的前提下，將對就業特別是最邊緣勞動階層的影響減至最小。委員會可以利用統計處蒐集的資料，就最低工資水平對就業的影響作敏感度測試等量化分析，日後亦應對最低工資與失業率的實際關聯變動建立一套監察系統，以便為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和調整提供定量依據。至於最低工資對可能衍生的其他影響，政府則應「打組合拳」，用更有針對性的其他政策手段去逐項解決。
治本之道提升產業結構
統計處今年的報告裏做了一項技術修訂；在換算時薪時，參照最低工資條例的相關定義，將一些以往剔除不計的休息及用膳時間亦計算在工作時間之內。按新方法計算出來的全港員工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2.4元，比2009年調查所得的58.5明顯為低；相應地，28元這一最低工資初始水平，其實是相當於工資中位數的53%，而不是先前普遍認為的48%。世界各國的最低工資一般都訂在入息中位數45%至50%之間或以下；例如，2006年英國為45%，加拿大、日本和美國分別為40.5%、33.3%和30.7%。相比之下，本港的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其實已不算低；日後再向上調整，相信很快就會居世界「領先」水平。
一個相對工資中位數較高的最低工資，可能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多方面影響，甚至會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和勞動市場錯配。例如，勞動生產力被薪酬增幅所拋離；中小型商家面對更大的經營壓力而難以維持，令本土經濟進一步向集團式經營傾斜；中層僱員不是最低工資的直接受惠者，反而有可能因為企業的成本增加而導致薪酬待遇的增幅相對滯後。要應付這些問題，政府必須考慮推出相應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例如為低收入者提供交通津貼和其他補助等；而更重要的是，本港應從改善產業結構入手，創造更多高增值的職位。除了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就業容量較大的支柱產業，例如旅遊、酒店、會議展覽、航空運輸等行業之外，拓展醫療、文化產業等新興優勢產業，亦有助於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個人服務型職位。
香港最低工資開局良好帶來了兩點啟示：一是最低工資的水平必須切合社會的實際情，更要建基於勞資以及各方的共識；二是透過推動經濟增長創造更多高生產力的職位，才是從源頭改善勞工待遇的治本之道。循覑這兩個方向，香港最低工資制度能否取得長遠的成功，既要靠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努力，亦有賴新一屆的特區政府「遷舊秩，壯新猷」，以積極的產業政策推動香港經濟開創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