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曾澍基: (光暗時空) ﹕與歷史存在式對話 ——兼論處理局部均衡



一、表面歷史宏觀處境

2012年頗為特別,除了是世界資本主義長波下浪另一轉角點外,權力爭逐甚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五國(中、英、美、法、俄)有4個進行元首「選戰」。此外,埃及於5月底,印度在7月;津巴布韋的Robert Mugabe想推出選舉,因聯合政府反對似難成事;韓國(國會4月、總統12月);委內瑞拉(美國背之芒刺)則為10月等等。

同時,中東及北非(MENA)形勢緊張,美國會否通過以色列對伊朗動武?高油價令奧巴馬再選乏利,低油價卻使MENA剛建立的政權和已處困境的統治者更危。朝鮮又如何?

歐債陰雲未散,QE3欲拒還迎。因素交錯,能看透者有幾多?

二、存在選擇

割離?實存?玩世?

太煩了吧!作為現代人痛苦之一,乃資訊太多,其實是缺序的全球化令環境互動加劇,存在波動上升。世外桃源如馬爾代夫也可能因水漲而沒國,何况居於城市的N無人士以至神經質的知識分子。

割離誘因甚強。我朋友之中不少學佛。佛教支派頗多,禪宗屬比較徹底退隱。「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對廟宇外的凡人近乎幻想;更難還是「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朝市。」於叫賣聲四處仍能脫俗地兩袖清風。昇華程度怎樣比較?

抽離不了,另一取態乃實存,沉着生活。出世沒自由,唯有安頓本位,逆來順受,勇敢面對,甚或迎難而上,過有起有落的幾十年。毋須禁止七情六慾,卻避走偏鋒。大部分人都如此吧?

玩世亦屬出路,特別對青年而言。嘗試生命的窄巷、邊沿、危崖。結果可能泥足深陷,無法自拔,勒馬太遲。「幸運者」或返回「正軌」。需留意的是,某些天才(思想創新者、破舊的藝術家)亦有類同經歷。甚至應該反說﹕實存難以解放勇氣、思維及感性。

介入?共舞?

話雖如此,歷史是各種動力互相作用的後果,能真正割離只極少數。實存/玩世者不想理會它,但它無時無刻不在干擾甚或衝擊個體生活。後園着火;回應否?介入或屬自願,或許被迫﹕反對、支持、請願、抗議……

這種反應和行動,若缺環境因素,而又無組織及策略,將難有效改變各層次的不平狀况,遑論宏觀趨勢。

另一選擇就是「與歷史共舞」。世界雖複雜,但實際最高層掌權者並非那麼多﹕歐美日、俄羅斯、亞洲、中東、南美等權貴,就當等於全球人口的1%吧。但是,他們之間與之中的博弈,激烈程度正在升級。

還有區域以至地方的掌權和對抗。博弈或受大環境規限,仍具相對「自由度」,泰國為半文明例子,緬甸遲來而信用未知。南非與智利的大和解,效果分歧。

最強的共舞誘因在於﹕從長遠來看,權力更替並無穩定規律可尋!反過來,世界發展的隨機率卻低得多。含義?攀上當權階層的入場費用高昂,但收益匪淺。不過,具資格參與者在過程中,道德磨損甚大,角力也引來傷痛。

岳飛未有被害的戰友韓世忠,退隱後概言﹕「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將還山不論兵。」反映離場者的返璞歸真。

三、權力辯證法

Power corrupts, but power also induces

權力使人腐化(Power corrupts),人盡皆知。權力令人歸順(Power induces),卻鮮被提及。

權力使人腐化這句名言須以廣義理解。「人」包括當權者、利益集團、反對派及傳媒。「腐化」牽涉弄權,缺原則、無視現實、為小團體爭位的行為;與前後不一致的收斂、轉軚、和忽然擁護。後種改變就可視作「歸順」。

香港將換特首,跟2003SARS及其後中央政策的180度改變,對特區來說,都屬結構性衝擊。如何面對?還有2017的普選。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現實。「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地理、經濟及群體的密切交流意味特區無法獨善其身,令近年產生不少新問題。更且,香港自身也面對發展失衡的難關。

歷史大勢與香港的非典型

香港的非殖民地化,跟二次大戰後陸續出現的並不一樣。它根本就非典型。

非殖民地化是帝國主義於內鬥後無法再控制局面的後果。獨立國體有某些邊界,若干歸屬。但是,自主過程艱險重重,暴力與犧牲無法清楚計算。我事後到過的例子﹕埃及、韓國、南非、柬埔寨、芬蘭、越南等。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苑)算屬幸運。

讀者或許會指出南斯拉夫的解體,但它根本屬8個種族、文化差異甚大的勉強政治組合。蘇聯崩潰後,分裂便未可避免。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曾出現頗多民主政府,包括德國在內!不幸地,大多經歷不了世界大衰退及法西斯主義的浪潮。

芬蘭屬例外。我到過坦佩利(Tampere)的列寧展館,展示蘇維埃某程度上對芬蘭的保護,因列寧利用芬蘭進入俄羅斯搞革命。那樣的「民主存活」,要不要?

法西斯主義肯定屬變態,但非希特勒個人可使然。我曾經說過,德、意、日的向外暴力擴張,部分因為資源爭奪。德國地理上被9國包圍,之前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強力統一並推動軍事競賽;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經濟起飛後也在亞洲到處侵略……

香港澳門卻不同,作為葡萄牙侵佔及3條不平等條約的殖民地,並無高程度的特殊。當年中共掌大陸政權後可隨時接收,留餘乃政治計算,打開小窗子。香港澳門的非殖民地化,由第一天開始,已跟其他不同。有任何政治視野的論者都不會預測香港或澳門獨立,就算中共滅亡,國民黨反攻成事。

我這樣毫無貶低港澳在葡英殖民化下的某類色彩;等於中國大陸各地租界(廣州、東北、青島等)的異類風情。至於英殖於19501970年代的腐敗貪污,又怎可以淡過呢?說強烈一點,這是對中文法定、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的侮辱。我在2012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的文章〈從歷史看香港的本土自主〉,已有論析。1979年我考車牌,首次不及格;其後私家教車師傅忠告﹕500元定可成功。我堅拒,結果11年後才拿到駕駛執照。

英殖的「文明改革」,始於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以至1982年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六四後,英美認為中共大勢已去。彭定康作為末代港督,志在尋底。卻不料,中國經濟反彈與持續之勁度,超乎所有預期。

大陸對彭定康政改不讓,推倒重來。但基本法理論上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實築入了彈性。

四、難中之難﹕非典型下的局部均衡

當然,抗共、反共與滅共者大可不理上述話語,反正香港曾屬反清基地之一。若中共與晚清同等腐敗無能,再討論絕對多餘。

對其他願意介入或共舞人士,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框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生態,部分造成二元經濟和二元社會。大陸的「未民主」與香港的半民主,在新年代必然會產生頗多摩擦,一段時期內難以達至政治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何營造利於和諧的社會氣氛,於缺乏整體均衡的情况下嘗試創造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實屬一大考驗。從政治經濟分析而言,這是難中之難!

香港的局部均衡

1990年代,我和部分友儕已覺得九七後特區政體設計出現不少漏洞﹕行政主導,但立法機制又需有秩序地「民主化」。在一場合,我曾批評這是四不像,既非西敏寺或美國選舉團模式,也未似東南亞式「引導民主化」(guided democracy),操作以至調協程度頗低。

只能問,其時主管香港過渡的中、英、港官員素質多高?反正各有自我考慮。前景視野模糊。彭定康推行單方面政改,匯點多數派支持,我和幾位創會成員退出。

利益申報﹕我曾受英國外交部款待,在倫敦與彭定康來港前的秘書之一會面。自問沒有任何延後利益。再申報,我在1994年被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至19977月,亦看不出什麼好處。

九七之後,問題呈現,行政主導具實權,無威信,半民主化的立法機構半被迫扮演反對派角色,特區政治進入規範磨削時期。

毫不奇怪吧?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陰謀詭計四傳。根本矛盾在政制設計,理論上行政主導者缺乏甚至半民主的認受性,傳媒那麼開放,又各具傾向,不搞材料搞什麼?

陰謀作為揭露、抗議、惡搞,反映的是更深層的矛盾。歷史諷刺在於此。

如何處理局部均衡?

經濟學家都知道,處理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是最難的課題!次優(second best)、三優 (third best)分析簡直煩死人。所以金融海嘯後大部分美歐自由市場學派依然故我,繼續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信守非開放即集權的意識形態。

簡言之,次優理論指出,若有十個關卡應放寬控制,而現實只能針對七個,那麼不去盡,解決四五個環節後果或會更優。實際點,發展中國家一下子把經濟全面自由化似乎最優(first best),漸進式改革乃次優,風險相對較低。但跟着的問題是,應按什麼次序先開放哪些環節?也非完全沒有共識,就國際收支而言,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須開放經常項目(current account),才考慮資本項目(capital account)。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同意,再限制資本流動(capital controls)屬處理危機的方法之一。

讓我舉個年輕朋友稍具同感的例子。你與兩三知己到大學酒吧輕鬆,旁邊坐了幾位不知屬何系的美女同學,仍未計其他俊男和醜男。在高級學府的文明場所,博弈變為鬥智。若男的都去追求「至美」,不單N-1俱傷,其他「次美」感覺受辱,賽事即時終止。多喝幾杯就回宿舍好了!如果最英俊的男生去追求「至美」,其他識相地、個別接近「次美」,成功率便高於一窩蜂爭奪「夢中情人」。例子是對策論中合作遊戲/博弈(cooperative games)的非嚴謹、通俗式表述﹕男生若能分工(合作的一種形式),結果將令個人及社群福利提升。

須認真的﹕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典型而只能尋求局部均衡的時空。存在選擇既多亦少。離開最優、不合作所帶來的高風險、(或)低回報,目標唯有放於營造某種包含妥協和合作的改革策略。革命理想主義者大概不會認同這類看法。他們就如俊男,一步到位,向着「至美」去馬可也!

香港怎麼辦?

答案視乎存處角度?想到的起碼有N個選擇﹕(1)實際上搞推翻中共的革命;(2)進行推翻中共的宣傳;(3)等待中共變天或自行滅亡;(4)言行上反共抗共;(5)針對中共的不公義政策、現象作行動及傳訊反對;(6)就中央對特區的干預予以抗爭;(7)針對特區政府來作反;(8)就本土政社經政策積極介入,應反則反,若能取得進展則順推。(1)至(8)的可能組合實難概括,大家用些想像力吧……

香港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從半悲喜劇變成鬧劇再近乎醜劇。原因無非統合的編導失控、參選者誠信/能力受疑、背後勢力角逐、部分傳媒炒作。但香港立法會議又不是中圈子選舉,半生未熟嗎?既得利益派、務實者、理想人士、(自稱)革命者混雜。都屬圈子,規模大小而矣。

「最優」當然是沒有「圈子」。這種境界如何界定?雙普選就令圈子消散嗎?一國兩制、中港的不對稱經濟及社會融合、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受困的框框,都可理解為圈子。從另一角度來看,美國國會也由各種圈子組成。

如何擴闊圈子空間,可能才是關鍵,因勢利導或被視為保守,那麼起義與革命隨便選擇,想清楚個人/社會代價和得益,以至可行性與後果就行。不幸地,有多少知識分子/政治家/政客這樣考慮?

我的辯證思維告訴我﹕讓「真相」自我顯示。何况還有2017年,另一場戰事。

特首選戰引起泛民、大資本家和抗共陣營的「結合」,是博弈產生的短期現象;再次說明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無永遠的敵人。此類「結合」缺乏堅實基礎,難以持續。

進步力量應集中於規限資本、主吹並參與推行政社經改革、維護特區的高度自主和市民的權利。梁振英在某些方面會比董建華有效,比曾蔭權進取;其他領域模糊,倒退亦存在可能。對他的監管應更嚴格,有必要抗爭行動可以升級。不過,2017年普選特首,好比一種「政治期貨」,懸在頭上,各方都須考慮,調整行為。

特區的政治框框與大陸的「非民主」制約影響香港的社會生態。想再造群體和諧的局部均衡,以應付危機及挑戰,必須使各界別積極投入政策的形成與推行過程,令利益團體分擔成本、市民紓減壓力並分享成果,同時讓中低階層有上進途徑。

否則,作反甚至搞革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