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表面歷史宏觀處境
2012年頗為特別，除了是世界資本主義長波下浪另一轉角點外，權力爭逐甚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五國（中、英、美、法、俄）有4個進行元首「選戰」。此外，埃及於5月底，印度在7月；津巴布韋的Robert Mugabe想推出選舉，因聯合政府反對似難成事；韓國（國會4月、總統12月）；委內瑞拉（美國背之芒刺）則為10月等等。
同時，中東及北非（MENA）形勢緊張，美國會否通過以色列對伊朗動武？高油價令奧巴馬再選乏利，低油價卻使MENA剛建立的政權和已處困境的統治者更危。朝鮮又如何？
歐債陰雲未散，QE3欲拒還迎。因素交錯，能看透者有幾多？
二、存在選擇
割離？實存？玩世？
太煩了吧！作為現代人痛苦之一，乃資訊太多，其實是缺序的全球化令環境互動加劇，存在波動上升。世外桃源如馬爾代夫也可能因水漲而沒國，何况居於城市的N無人士以至神經質的知識分子。
割離誘因甚強。我朋友之中不少學佛。佛教支派頗多，禪宗屬比較徹底退隱。「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對廟宇外的凡人近乎幻想；更難還是「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朝市。」於叫賣聲四處仍能脫俗地兩袖清風。昇華程度怎樣比較？
抽離不了，另一取態乃實存，沉着生活。出世沒自由，唯有安頓本位，逆來順受，勇敢面對，甚或迎難而上，過有起有落的幾十年。毋須禁止七情六慾，卻避走偏鋒。大部分人都如此吧？
玩世亦屬出路，特別對青年而言。嘗試生命的窄巷、邊沿、危崖。結果可能泥足深陷，無法自拔，勒馬太遲。「幸運者」或返回「正軌」。需留意的是，某些天才（思想創新者、破舊的藝術家）亦有類同經歷。甚至應該反說﹕實存難以解放勇氣、思維及感性。
介入？共舞？
話雖如此，歷史是各種動力互相作用的後果，能真正割離只極少數。實存／玩世者不想理會它，但它無時無刻不在干擾甚或衝擊個體生活。後園着火；回應否？介入或屬自願，或許被迫﹕反對、支持、請願、抗議……
這種反應和行動，若缺環境因素，而又無組織及策略，將難有效改變各層次的不平狀况，遑論宏觀趨勢。
另一選擇就是「與歷史共舞」。世界雖複雜，但實際最高層掌權者並非那麼多﹕歐美日、俄羅斯、亞洲、中東、南美等權貴，就當等於全球人口的1%吧。但是，他們之間與之中的博弈，激烈程度正在升級。
還有區域以至地方的掌權和對抗。博弈或受大環境規限，仍具相對「自由度」，泰國為半文明例子，緬甸遲來而信用未知。南非與智利的大和解，效果分歧。
最強的共舞誘因在於﹕從長遠來看，權力更替並無穩定規律可尋！反過來，世界發展的隨機率卻低得多。含義？攀上當權階層的入場費用高昂，但收益匪淺。不過，具資格參與者在過程中，道德磨損甚大，角力也引來傷痛。
岳飛未有被害的戰友韓世忠，退隱後概言﹕「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將還山不論兵。」反映離場者的返璞歸真。
三、權力辯證法
（Power
corrupts, but power also induces）
權力使人腐化（Power
corrupts），人盡皆知。權力令人歸順（Power induces），卻鮮被提及。
權力使人腐化這句名言須以廣義理解。「人」包括當權者、利益集團、反對派及傳媒。「腐化」牽涉弄權，缺原則、無視現實、為小團體爭位的行為；與前後不一致的收斂、轉軚、和忽然擁護。後種改變就可視作「歸順」。
香港將換特首，跟2003年SARS及其後中央政策的180度改變，對特區來說，都屬結構性衝擊。如何面對？還有2017的普選。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現實。「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地理、經濟及群體的密切交流意味特區無法獨善其身，令近年產生不少新問題。更且，香港自身也面對發展失衡的難關。
歷史大勢與香港的非典型
香港的非殖民地化，跟二次大戰後陸續出現的並不一樣。它根本就非典型。
非殖民地化是帝國主義於內鬥後無法再控制局面的後果。獨立國體有某些邊界，若干歸屬。但是，自主過程艱險重重，暴力與犧牲無法清楚計算。我事後到過的例子﹕埃及、韓國、南非、柬埔寨、芬蘭、越南等。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苑）算屬幸運。
讀者或許會指出南斯拉夫的解體，但它根本屬8個種族、文化差異甚大的勉強政治組合。蘇聯崩潰後，分裂便未可避免。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曾出現頗多民主政府，包括德國在內！不幸地，大多經歷不了世界大衰退及法西斯主義的浪潮。
芬蘭屬例外。我到過坦佩利（Tampere）的列寧展館，展示蘇維埃某程度上對芬蘭的保護，因列寧利用芬蘭進入俄羅斯搞革命。那樣的「民主存活」，要不要？
法西斯主義肯定屬變態，但非希特勒個人可使然。我曾經說過，德、意、日的向外暴力擴張，部分因為資源爭奪。德國地理上被9國包圍，之前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強力統一並推動軍事競賽；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經濟起飛後也在亞洲到處侵略……
香港澳門卻不同，作為葡萄牙侵佔及3條不平等條約的殖民地，並無高程度的特殊。當年中共掌大陸政權後可隨時接收，留餘乃政治計算，打開小窗子。香港澳門的非殖民地化，由第一天開始，已跟其他不同。有任何政治視野的論者都不會預測香港或澳門獨立，就算中共滅亡，國民黨反攻成事。
我這樣毫無貶低港澳在葡英殖民化下的某類色彩；等於中國大陸各地租界（廣州、東北、青島等）的異類風情。至於英殖於1950至1970年代的腐敗貪污，又怎可以淡過呢？說強烈一點，這是對中文法定、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的侮辱。我在2012年2月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的文章〈從歷史看香港的本土自主〉，已有論析。1979年我考車牌，首次不及格；其後私家教車師傅忠告﹕500元定可成功。我堅拒，結果11年後才拿到駕駛執照。
英殖的「文明改革」，始於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以至1982年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六四後，英美認為中共大勢已去。彭定康作為末代港督，志在尋底。卻不料，中國經濟反彈與持續之勁度，超乎所有預期。
大陸對彭定康政改不讓，推倒重來。但基本法理論上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實築入了彈性。
四、難中之難﹕非典型下的局部均衡
當然，抗共、反共與滅共者大可不理上述話語，反正香港曾屬反清基地之一。若中共與晚清同等腐敗無能，再討論絕對多餘。
對其他願意介入或共舞人士，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框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生態，部分造成二元經濟和二元社會。大陸的「未民主」與香港的半民主，在新年代必然會產生頗多摩擦，一段時期內難以達至政治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何營造利於和諧的社會氣氛，於缺乏整體均衡的情况下嘗試創造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實屬一大考驗。從政治經濟分析而言，這是難中之難！
香港的局部均衡
1990年代，我和部分友儕已覺得九七後特區政體設計出現不少漏洞﹕行政主導，但立法機制又需有秩序地「民主化」。在一場合，我曾批評這是四不像，既非西敏寺或美國選舉團模式，也未似東南亞式「引導民主化」（guided
democracy），操作以至調協程度頗低。
只能問，其時主管香港過渡的中、英、港官員素質多高？反正各有自我考慮。前景視野模糊。彭定康推行單方面政改，匯點多數派支持，我和幾位創會成員退出。
利益申報﹕我曾受英國外交部款待，在倫敦與彭定康來港前的秘書之一會面。自問沒有任何延後利益。再申報，我在1994年被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至1997年7月，亦看不出什麼好處。
九七之後，問題呈現，行政主導具實權，無威信，半民主化的立法機構半被迫扮演反對派角色，特區政治進入規範磨削時期。
毫不奇怪吧？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陰謀詭計四傳。根本矛盾在政制設計，理論上行政主導者缺乏甚至半民主的認受性，傳媒那麼開放，又各具傾向，不搞材料搞什麼？
陰謀作為揭露、抗議、惡搞，反映的是更深層的矛盾。歷史諷刺在於此。
如何處理局部均衡？
經濟學家都知道，處理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是最難的課題！次優（second best）、三優 （third best）分析簡直煩死人。所以金融海嘯後大部分美歐自由市場學派依然故我，繼續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信守非開放即集權的意識形態。
簡言之，次優理論指出，若有十個關卡應放寬控制，而現實只能針對七個，那麼不去盡，解決四五個環節後果或會更優。實際點，發展中國家一下子把經濟全面自由化似乎最優（first best），漸進式改革乃次優，風險相對較低。但跟着的問題是，應按什麼次序先開放哪些環節？也非完全沒有共識，就國際收支而言，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須開放經常項目（current
account），才考慮資本項目（capital account）。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同意，再限制資本流動（capital
controls）屬處理危機的方法之一。
讓我舉個年輕朋友稍具同感的例子。你與兩三知己到大學酒吧輕鬆，旁邊坐了幾位不知屬何系的美女同學，仍未計其他俊男和醜男。在高級學府的文明場所，博弈變為鬥智。若男的都去追求「至美」，不單N-1俱傷，其他「次美」感覺受辱，賽事即時終止。多喝幾杯就回宿舍好了！如果最英俊的男生去追求「至美」，其他識相地、個別接近「次美」，成功率便高於一窩蜂爭奪「夢中情人」。例子是對策論中合作遊戲/博弈（cooperative games）的非嚴謹、通俗式表述﹕男生若能分工（合作的一種形式），結果將令個人及社群福利提升。
須認真的﹕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典型而只能尋求局部均衡的時空。存在選擇既多亦少。離開最優、不合作所帶來的高風險、（或）低回報，目標唯有放於營造某種包含妥協和合作的改革策略。革命理想主義者大概不會認同這類看法。他們就如俊男，一步到位，向着「至美」去馬可也！
香港怎麼辦？
答案視乎存處角度？想到的起碼有N個選擇﹕（1）實際上搞推翻中共的革命；（2）進行推翻中共的宣傳；（3）等待中共變天或自行滅亡；（4）言行上反共抗共；（5）針對中共的不公義政策、現象作行動及傳訊反對；（6）就中央對特區的干預予以抗爭；（7）針對特區政府來作反；（8）就本土政社經政策積極介入，應反則反，若能取得進展則順推。（1）至（8）的可能組合實難概括，大家用些想像力吧……
香港3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從半悲喜劇變成鬧劇再近乎醜劇。原因無非統合的編導失控、參選者誠信/能力受疑、背後勢力角逐、部分傳媒炒作。但香港立法會議又不是中圈子選舉，半生未熟嗎？既得利益派、務實者、理想人士、（自稱）革命者混雜。都屬圈子，規模大小而矣。
「最優」當然是沒有「圈子」。這種境界如何界定？雙普選就令圈子消散嗎？一國兩制、中港的不對稱經濟及社會融合、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受困的框框，都可理解為圈子。從另一角度來看，美國國會也由各種圈子組成。
如何擴闊圈子空間，可能才是關鍵，因勢利導或被視為保守，那麼起義與革命隨便選擇，想清楚個人/社會代價和得益，以至可行性與後果就行。不幸地，有多少知識分子/政治家/政客這樣考慮？
我的辯證思維告訴我﹕讓「真相」自我顯示。何况還有2017年，另一場戰事。
特首選戰引起泛民、大資本家和抗共陣營的「結合」，是博弈產生的短期現象；再次說明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無永遠的敵人。此類「結合」缺乏堅實基礎，難以持續。
進步力量應集中於規限資本、主吹並參與推行政社經改革、維護特區的高度自主和市民的權利。梁振英在某些方面會比董建華有效，比曾蔭權進取；其他領域模糊，倒退亦存在可能。對他的監管應更嚴格，有必要抗爭行動可以升級。不過，2017年普選特首，好比一種「政治期貨」，懸在頭上，各方都須考慮，調整行為。
特區的政治框框與大陸的「非民主」制約影響香港的社會生態。想再造群體和諧的局部均衡，以應付危機及挑戰，必須使各界別積極投入政策的形成與推行過程，令利益團體分擔成本、市民紓減壓力並分享成果，同時讓中低階層有上進途徑。
否則，作反甚至搞革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