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0歲以下的人，對1967年香港發生的大動亂，恐怕已沒有什麼印象了。
《南華早報》政治編輯張家偉的新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下簡稱《六七暴動》），對這場政治悲劇做了最全面深入持平的紀錄。
張家偉早在1996年任職《亞洲週刊》時，負責採寫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的文章。其後，利用公餘時間繼續深入探究，採訪了十多名當事人，當中有好幾個已先後離世，包括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老左派廖一原、蔡渭衡、黃建立、胡棣周，港英政府的姬達爵士等。在世的有曾鈺成、曾德成兄弟、葉國謙等，於2000年寫成並出版了《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簡稱《內情》）。2009年，他以舊作為基礎，寫成英文版Hong
Kong's Watershed－The 1967 Riots。今年，中文版出世。
張家偉以其敏銳的新聞觸覺、嚴謹的專業素養，在新著裏增補了一些大、小人物的專訪，如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曾放過炸彈的左派「戰鬥隊」成員梁耀華、人造花廠工人蕭劍輝、參加罷工的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其中，蕭劍輝的坎坷遭遇，尤其令人惆悵。
蕭劍輝先是被警方拘捕，在警署內遭毆打，導致部分神經線受創。休養期間，工聯會每月發給他生活費，一年後停止。蕭劍輝找理事長楊光理論，指工聯會不應如此絕情。楊光淡然說﹕「當時鬥爭是你自己要求的。」蕭劍輝唯有外出找工作。由於神經線舊患復發，手腳顫抖，在70年代後期失去工作能力。結果，妻子與他離婚，子女離他而去。晚年靠綜援維生的蕭形容，暴動令他家破人亡。2006年蕭劍輝去世，終年71歲。
要不是張家偉努力發掘搶救，這些珍貴的剖白早已隨風而逝，湮沒無聞。
《六七暴動》另一特點是，根據當時港英政府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往來的大量解密文件，探討了英國政府的撤退計劃，以及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北京不欲重提「糊塗帳」？
智者千慮，也難免有失。筆者有若干發現，與張家偉不同，茲簡略提出幾點商榷﹕
1）張家偉說﹕「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了北京覺得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帳』。」
此說不確。
張家偉舊作《內情》曾提及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但在新書裏卻一字不提。
不知何故，此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李後在退休後寫的這本書，絕非個人著作，而是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建議他組織幾個同志寫的。李後每寫完一稿，都送給姬鵬飛審閱。它的簡體字版﹕《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印數高達十萬冊，是經國務院港澳辦黨組審定、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7年4月出版，是「配合中央要求在廣大幹部群衆中進行關於解決香港問題基本方針和各項政策的宣傳教育的重要讀物。」（《黨的文獻》雜誌刊登的一段廣告文字）
官方結論﹕中央方針最嚴重衝擊
李後對六七暴動的論述句斟字酌，觀點鮮明。中國官方對六七暴動的權威結論盡在其中﹕
發生於1967年的 「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工聯會論述與中央唱反調
且看工聯會對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的論述﹕
1967年5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竟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用鎮壓、槍殺、逮捕、監禁和遞解出境等手段，對付工人群眾和愛國人士！激起了工人和各界市民的極大憤怒，遂演變成一場社會性的反英抗暴鬥爭。
「六七事件」爆發的原因，是港英長期以來對香港市民和愛國工會採取高壓手段，在香港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港英這種手段和政策，造成了與市民的尖銳矛盾，社會缺乏公義，經濟落後，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民間不滿情緒瀰漫。
即使沒有「六七事件」，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遲早也會發生。
「六七事件」是哪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
這段左得出奇、帶有翻案意味的文字，見於《光輝歲月 薪火相傳——香港打工仔的集體回憶 工聯會歷史圖片 1948-2008》，顯然是與中央唱反調，比起張家偉在書中介紹的絕大多數左派人士的觀點還要「左」。書的總編輯是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寫序的是工聯會榮譽會長、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
毛澤東通過立即收回香港決議
2）2009年9月，國務院原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在北京接受張家偉訪問時表示﹕「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周（恩來）總理獲悉後連夜制止」，才不致出現香港「提早回歸」的局面。
魯平此說不妥。
內地《黨史縱橫》1997年第8期厲松﹕〈高瞻遠矚 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一文提到﹕
196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和當時沒有被點名靠邊站的政治局委員共32人。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幾天後，陳伯達等人就拿出了起草的方案﹕1967年9月15日收回香港，9月25日前組成廣東省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迎接10月1日國慶節。方案還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種可能方式﹕一、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9月15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三、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採取第一和第三種方式，並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楊成武、江青、汪東興、張春橋、張秀川為副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負責，還決定由謝富治、黃永勝、張秀川組成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由謝富治任組長。此外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英國當局賠償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造成的損失，歸還掠奪中國的文物。
1967年8月20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佈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一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3000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
就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周恩來總理感到事關重大，他迅速聯絡了朱德、董必武、陳雲、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劉伯承、葉劍英等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暫停收回香港。周恩來還親自先後七次做毛澤東的工作，他向毛澤東提出了暫停收回香港的三點理由﹕一、香港現階段存在有其經濟價值；二、香港的發展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創造；三、香港工商界對現階段收回有抗拒性，倘若抽資外逃，近400萬香港人是一個大負擔。
毛澤東在冷靜思考之後，終於接受了周恩來等人的意見。
1994年5月6日，魯平在香港五大商會午餐會上講過﹕「你們可知道在1967年是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嗎？」此刻卻說是四人幫死對頭——林彪的幹將黃永勝。
其實，無論調動軍隊，還是解放香港，都是關乎政權和涉外的頭等大事，權柄都是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上，區區一個廣州軍區司令員又何來權力這樣做？！
曾鈺成三兄姊自發行動？
3）《六七暴動》值得探討的內容還有不少。
例如，捲入暴動的曾氏三兄妹——曾鈺成「經常到中環蹓躂，並參加了兩次遊行」（不會那麼巧，兩次都是偶然蹓躂碰上，馬上參加這類速聚速散的「飛行集會」吧）、與港大同學合辦反英抗暴刊物《新港大》；聖保羅書院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懸掛「反對奴化教育」的布條，被捕入獄；在庇理羅士中學就讀的妹妹曾勵予，也因參與左派反英活動而被捕入獄。如果說這些只是個人自發的行動，背後沒有人組織，也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梁慕嫻的《我與香港地下黨》對類似的左派組織活動已有詳細敘述，不贅。
又如，六七事件是先鎮（壓）後暴（動），還是先暴後鎮？持續近半年的炸彈狂潮是否得到中央政府默許和支持？中華中學學生製造炸彈是否校方教唆？港英政府對左派人士施暴，等等。即將出版的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會有進一步探討。
在引用了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格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後，張家偉說﹕「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
「左毒」清毒劑
殷鑑不遠。左派如今在香港已是大權在握，但「左」毒未清，且時常發作。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是一服來得及時、而且歷久常新的清毒劑，讓人們充分認識「左」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