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期間擔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最近同意在香港出版他的訪談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談話記錄》（下稱《親述》）。對於當時長駐北京採訪、並有機會接觸各方人士（包括高層官員）的我來說，陳希同此書的主要內容無非只是一句話：為自己開脫。他把「六四」的責任推給已死的人——鄧小平（當然鄧確有不可推卸和饒恕的責任），卻把自己打扮成無辜的「傀儡」，為的是博取同情。
先旨聲明，我不是因為陳希同在「六四」後的「平亂報告」中對我點名指摘，羅織罪名，令我成為「黑人物」，才「懷恨於心」，要貶低他《親述》的價值。事實上，他要為自己開脫的意圖，在書中處處可見。在此，僅舉其中三點：
為自己開脫的意圖
其一，他認為自己沒有謊報軍情，欺騙或誤導鄧小平。其實，當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學生和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由那時起，北京市委（即使當時的市委書記是李錫銘，但陳希同乃一分子）已陸續向上打報告，匯報形勢，指「有幕後黑手」；其中，最重要的是4月25日的報告，還說黑手中有「黑鬍子」（指外國人）。這一點最能刺激鄧小平，促使《人民日報》翌日刊出「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陳希同說，他「半次也沒有去過」鄧小平家，並說「鄧小平耳目眾多」，他不可能謊報，意圖說明他與鄧小平下令鎮壓無關，但圈中人都知道，北京市委的報告自有渠道送到鄧家，「沒有到過鄧家」不等如他沒有提供錯誤以至虛假的信息。其後的消息披露，「四二六社論」的原稿曾送交當時正在北韓訪問的趙紫陽手裏，而趙表示暫不要發，留待他返京後再處理，但李鵬卻把陳希同等人上報的材料及「四二六社論」交鄧小平過目，最後鄧拍板刊登。所以，不能說陳希同沒有到過鄧家，或者有關材料不是用他的名義上報，就此證明他「沒有責任」。
其二，陳希同說，當年6月30日向全國人大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報告》（即「平亂報告」），他只是按上級指示讀稿，並未參與討論。此說也令人質疑。圈內人都知道，這類重要的報告都會經政治局討論，而陳希同是政治局委員之一，怎會不參與討論？即使那時候鄧小平掌控一切，什麼事情都一錘定音，但陳希同那時也是核心人物之一，斷不會在宣讀報告之前一點參與也沒有。
其三，他說他沒有跟江澤民鬥爭，他的貪腐案是「文革以來涉及政府高層的最大冤案」。真虧他說得出口！北京政壇人所共知，陳希同以為在「六四」鎮壓過程中，自己功勞最大，理應接替趙紫陽成為總書記，誰知鄧小平卻把江澤民從上海調到北京，讓他冷手執個熱煎堆，陳希同則好夢落空。其後，江澤民欲從上海調人到北京，陳希同卻利用當時北京市政府的條例留難，並要「按規定收取費用」，令江澤民感到他在搞軟對抗，最後利用貪腐案把陳拉下馬。這就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陳希同怎可以把自己包裝成為「冤案的受害者」？
在在說明，陳希同只是抓住一些小節，試圖掩蓋事實的核心內容，完全是以點概面，以偏概全，藉此轉移焦點。這種技巧就像中共高層在「六四」後不斷強調「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沒有死人」，以此證明「在其他時間、其他地點也沒有死人」，兩者同樣荒謬。
四個問題
除了上述三點駁斥之外，我還想到四個問題。
一，即使陳希同想為自己開脫，我們也應接受他有自辯的權利。據《親述》的作者姚監復透露，陳希同曾就他的「冤案」向北京當局申訴，但久無下文，才同意在香港出書。對外界來說，這有利於拼湊「六四」的整個真相，讓事實愈辯愈明，大家可從他們的「鬼打鬼招供」中，察看更詳盡的細節。
二，除陳希同之外，被稱為「左王」的鄧力群也來香港出版他的《十二個春秋》，李鵬的《關鍵時刻》也在香港出版。這真是極大的諷刺，那些長期壓制言論自由的人，在失去權力和言論空間之後，才懂得言論自由的可貴，跑來香港爭取發言的機會。所以，香港必須更努力地捍衛這片尚能享受言論自由的寶地，為民發聲，不要自毀長城。這一點更值得傳媒的老闆階層和經營者深思，因為他們是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最薄弱的環節。
三，陳希同只顧開脫，死不認錯，力撐自己「無辜」，反映這類中共官員的愚頑和封建思維。姚監復即使為陳希同撰寫自辯的內容，但也形容陳希同「難脫執政者的思維」，他對「六四」的死難者只表示遺憾，而不反省自己對他們也犯下彌天大罪，教人怎樣相信「官方可以自我完善」呢？
四，中共高層必須認清，「六四」的結不解，只會繼續成為整個民族的重擔，也是他們繼續執政的包袱。倒不如多點想想怎樣消除對人民的壓力，由易入手地逐步解結，否則血淚長流，民族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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