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之後聽得最多的兩個字是「群眾」，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名詞，看過說這些話的人包括羅范椒芬的前文後理，他們所講的群眾應該是指巿民大眾，但何以變成「群眾」，而且還是以人們曾經熟悉的語意套用，包括在挑選官員時，指一些人「過去那麼多年都是願意走入群眾」，中間的轉化從何而來不得而知。覺得新鮮的原因，在於「群眾」二字在記憶裏是某一特定空間和時間的名詞，在《地道戰》或《平原游擊隊》這些電影裏也有，百度上《平原游擊隊》劇情介紹是這樣的：「一九四三年秋天，侵略我國的日寇對華北某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動了罪惡的掃蕩，根據地的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勝利地展開了反掃蕩的鬥爭」。
「巿民」也好，「群眾」也好，語言反映的是社會現實和嬗變，回歸十五年，改弦更張自不能免，如果這些話是曾鈺成譚耀宗或陳婉嫻說出來不會感到奇怪，由昔日AO說出來卻有點新鮮。中共對群眾向來重視，地方上的省委機關就有群眾工作部，做的是接受投訴疏解民怨。當然，群眾在某些年代是被蒙蔽的一群，文革十年，「群眾」前要加上「革命」一詞，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新華社發出的新聞稿，劈頭是「全國各地億萬革命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迎來了一九六七年」。當然，革命群眾後來才知道這是被糊弄的第一天，之後整整十年的打倒一切是群眾有苦自己知的日子。
這個星期大事是立法會拉布的展開以及其後的突然槍斃，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不獲受理，梁國雄要付二十萬元堂費。我想到的是星期四清晨四時三十分曾鈺成宣布中止辯論的後面到底是什麼。曾鈺成是香港傳統左派水平最高的一人，是不是黨員是另一回事，但只要在大陸生活過的都知道，以一個傳統左派出身的立法會主席而能夠間中講幾句與香港意識型態接軌的說話實在不易，他二○○九年在樹仁大學說「鎮壓六四是錯的」是絕不簡單。中共做事，那種官方的line totake他們叫「口徑」，曾鈺成的講話完全脫離口徑但仍然受到重用，無他，左派除了他，還有誰能坐上立法會主席不出洋相？
曾鈺成由冒著被前黨友炮轟「唔做野」任從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由《詩經》講到伊朗遜尼派什葉派，乃至破曉前夕腰斬辯論的心路歷程無人能知，但我從周四凌晨往上推回五天，隱約看到一點啟示：原新華社副社長朱育誠在深圳一個會議上要梁振英「應該發揮狼性」。梁振英有沒有就這句話回應，找遍互聯網都找不著，是貴人事忙抑或不知如何應對還是盡在不言中，不可考。幾個星期前，我曾經揣測梁振英可能會走法家路線，寫了之後連自己都覺得二千三百年前的管治哲學不太可能在互聯網世代重現，但是朱育誠和清華大學林泰教授把這些迷糊一下子都掃走，商鞅不會重回人間，倒是新加坡式管治借屍還魂來到香港。從這個來月走勢看，朱育誠和林泰的講話絕非無的放矢，他們是為未來特區管治哲學背書——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只是沒有政治空間。
要繁榮穩定 沒有政治空間
董建華上台後曾有一段時間很想學新加坡模式，幾百萬人口的島國，天然資源匱乏，在馬六甲海峽舉足輕重；條件差得是水塘設在馬來西亞柔佛，族裔結構複雜以致好長一段時間馬來裔不可在新加坡空軍當戰機機師。由此衍生的兩個傳說是，一旦星馬開戰，新加坡第一件事是佔領柔佛水庫，另一是只能由華人開戰鬥機，不怕馬來裔機師駕機跑到對方那邊。這些謔而虐的傳說反證了一樣：新加坡的高壓統治來自維護政權的安穩需要，結果是新加坡成為經濟的四小龍以及政治的新權威主義示範單位。若以三月二十五日特首選舉以還各種說法為觀測目標，新加坡化幾乎可以說是未來香港的唯一走向。
二○○三年七一大示威摻雜多種誘因，有反對二十三條，有八萬五受害者，有對SARS死難者同理心，有經濟凋敝下的反彈，政治和經濟因素都有若干。我不知北京如何總結，但應該脫離不了經濟為大的主因，於是有更多自由行和黃金周旅客，雞髀打人牙骹軟，經濟抬頭，怨氣減少，其他就容易處理。中國歷史上，十五王朝改朝換代總結只有一個原因，沒有飯吃民不聊生就落草為寇上山起義，吃撐了就不會想別的。說起來不免令人喪氣，可事實便是這麼回事，所以前幾年大陸有人說香港要什麼有什麼，眼紅北京偏心香港，可是這些人有沒有好好想過，為什麼一車一車遊客往香港送，就是因為要把飯朝你嘴裏塞。
群眾運動是中共鬥爭的傳家寶，沒有群眾，中共三大戰役根本沒法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軍與國軍在江淮一帶爆發淮海戰役，這一仗打了六十五天，雙方出動兵力逾百萬，民工支援才最駭人，為了這場硬仗，中共從山東、中原、華中和冀魯豫四地調動五百四十三萬群眾組成支援前線民工隊，其中擔架就二十萬副，一個解放軍在前線，後面是九個民工。這仗，楊振寧岳父杜聿明戰敗被俘，四個月後，長江天險失守，解放軍直入江南，蔣介石大勢已去，退守台灣。
於中共而言，群眾是可以操控的群體，不同於精英知識分子的難以駕馭，毛澤東「臭老九」之說並非無因。今天香港偶然見到類似的群眾，拉布辯論也有疑似族群冒現，有報道說有人收了錢吃了茶禮，可見六十年後的今天群眾的可操縱性仍然存在，當一車一車的人送到政府新總部時，我可以想像那種場景——開始做，時間一到，望風即歸。這是一種群眾，另一種是怨氣滿腔的巿民，樓價貴經濟弱，我敢寫保票這些都會在梁振英上台一百天內拿起處理，能否確實解決是後話，但這三個月肯定是熱火朝天大幹快上。九十年代末，大陸經濟到了瓶頸，農村「打白條」情況嚴重，總理朱鎔基狠狠打了一大頓，社會穩定下來，紅色江山巋然不動。
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辯證，今天在香港亦是如此——百分之四不到的失業率、最低工資第二度調整在望、公屋輪候看來會大幅縮短、私人樓宇價格不致大幅下調，總之人人有工做，家家有屋住，更多的利港政策盍興乎來。這些是香港社會歡迎的，客觀上不太可能馬上爆發○三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這就為另一條戰線作好鋪墊——政治收緊。曾鈺成下令腰斬拉布是其中之一的動作，第二天因為下雨延期開會是其中之二；其三其四勢必陸續有來，二次創作會包含其內，還有別的大家不妨引頸以待。
未來香港將循這條路走下去的機會很大，這是新加坡模式，是七八十年代台灣南韓模式，也是中共於六四後的主調。鄧小平南巡表態支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政治保守而經濟大膽，一直走了二十年。於中短時期而言，人們不能不悲觀，曾鈺成上周四凌晨的「覺今是而昨非」，雖不能與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相提並論，但一夜變臉實在很難解釋昨天仍是和梁國雄言笑晏晏，經濟強勢下的政治空間會特別狹窄細小。
民主不會天降 靠全民覺醒
這會是歷史的終結嗎？不必因此泄氣自怨自艾，漫漫長路總有曙光在後頭，經濟發展若無政治加持，最後必是走進死胡同，看南韓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看台灣蔣氏父子，這些獨裁政權強人政治如今皆隱入歷史；新加坡也開始調整一言堂式的家長政治。一九七八年，蔣經國擔任中華民國第六屆總統，面對內外情勢轉變，蔣說出了「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十二字真言，為其後十年的開放黨禁報禁全面解嚴打下基礎。韓寒去台灣驚訝而回，台灣今天的民主自由不是從天而降，是全民覺醒的成果，「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國際歌》頭兩句說得很清楚明白。
去年元旦，朋友間談到香港未來，有人說香港社會的覺醒最重要。兩年來，人們閱讀到的是經濟繁華另一重切面是頓悟，天色灰黯淡，遠方有風雷，這就是刻下的香港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