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日星期一

曾瑞明:身份的道德



近年公立醫院出生的雙非嬰兒人數持續增加,自由行在某些層面對市民生活造成一些困擾,更疑似「掠奪」本地資源,社會對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作出討,一些族群的意識甚至被激化,「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身份區別被強調。中港文化有差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選擇怎樣描述、怎樣理解這樣差異卻叫人憂慮。比如我們開始認為香港人比中國人在文化上較高級,因為我們不會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吃東西,不會蹲在地上,甚至有人製作海報把來港的國內人描繪為「蝗蟲」或者「螳螂」。有趣的是其他城市也用這海報來描述外來人士,一時間人我之間壁壘分明,甚囂塵上,可見這種身份政治一日激起,很容易變成我們思考問題的主要方式。當中的道德界限卻被忽略了,好像在保護自己利益、文化和身份的當兒,道德語言會被視為失效。一些批評「蝗蟲論」的,要麼被評為「港奸」(也是一個身份) ,要麼被評為不了解民情的蛋頭教授(也是一個身份) ,在象牙塔中說一些一定正確的話。一定正確的話就代表不用理會了嗎?既然是正確,還要「一定正確」那為什麼大家都不恪守呢?所謂現實政治或政治現實真的不容我們判斷是非嗎?

誇大身份

「身份是建構出來的」,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說法,然而我們總很容易忘記這道理,而把身份看成是自有永有,或者不會改變的一塊鐵板。英藉加納裔哲學家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身份的道德》(The Ethics of Identity) 一書中記述了一個有趣的研究,讓我們明白我們(learning how to curse)。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一研究隊伍將兩隊不同組別的十一歲男孩分開,他們本身不相識,但恉有相似背景,都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白人中產基督徒家庭。研究人員刻意不讓兩組人接觸,直到他們和自己組別的人熟稔。後來大家發現了另一組別,就很熱衷遊戲競爭,比拼高低。兩隊甚至開始互相仇視,自己的身份也很快形成了;一隊叫自己做Rattlers,一隊叫Eagles。僅僅四天,他們便發展了自己的文化。Rattlers會筧得自己有一種「強硬」的文化,能忍受痛苦;而當Eagles打棒球時勝了Rattlers,他們卻會歸功於賽前的禱告 – 宗教,也就是製造我們身份的一個重要來源。

究竟是身份導致衝突,還是衝突導致身份,不得而知,也許是互為因果的。然而我們看到當中大家都忘記了自己相同的部分,而把差異放大。歷史學家Peter Baidwin在《立異自見》(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就用統計數字來證明美國和歐洲有巨大差異並不是一個事實,而只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對微少差異的自戀,甚至把外來者打造成敵人,來鞏固團體的團結(solidarity)。如果以美國與各歐盟國家相比,差別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明顯,比方說我們常把美國人總是十分容易墮入罪惡的深淵之中,但數據卻顯示其實瑞典和芬蘭人擁有槍械的普遍程度還要高得多呢。

這種不當想像並非承認那不是全稱命題就能解決的。因為即使我們承認某個族群也有好人,其實還是忘記了那些我們罵作「蝗蟲」的與我們都有相同之處。「香港人」這城藉身份有法律定義,會較為清晰,但即使如此仍有幾次對居港權的釋法。如果用文化身份界定的話會更困難,因此,支持香港人總是和國內人不同,但這其實只是接受了結論後再在有色眼鏡下找「證據」,而非用證據支持結論。如果把身份差異放大只是一種抗爭手段,則我們會擔心何時和誰人可用這種手段,慣性地把對方打為「港奸」或「投共」卻基本上已經成了當下的政治風景。

身份的邊界

我們的道德直覺告訴我們應給予優先權予本地產婦,本地資源也應給我們本地人優先使用,筆者也認同這安排。但對於那些支持平等的人荳不是迎頭痛擊?支持世界大同的全球主義者是不是只是一群沒有親疏分別的「道德佬」?他們其實也不是像稻草人那樣蠢,口中腦中只是「平等平等」。他們也會、也可以承認我們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是用來成就一些價值,比如家庭和社群、忠心和友誼。與那種僅僅描繪他人掠奪我們資源的圖像不同,他們不會教育我們要自私自利,因為其實可道德地證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即使親疏有別,然而,平等主義者或者全球主義者會堅持我們無論有任何身份,都無法不把對方視為人,因為這是大家的共同身份。Appiah指出了Nussbaum等人提倡的全球主義教育(cosmopolitan education),叫我們不要以為可用身份來思考問題,以為同一身份一定不會有紛爭。香港人有香港人的紛爭,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紛爭。紛爭往往不是出於大家的價值觀的差異,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對美善的看法,正正因為大家都是人,因此出現資源爭逐的問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就是因為我們一樣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和醫療,珍重這裡的法治和自由嗎?紛爭未必會因此而消解,更漫長的政策討論可以預期。然而在這起點上處理和理解問題,會比較符合人性、比較理性和準確。因為如果起點是那些「蝗蟲」隱喻,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他們總不是人;我們不用和他們討論,我們不用理解他們。我們要做的,就只是「滅蝗」。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