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拍出主僕情深，卻渾忘反思桃姐的悲劇人生，以至對不仁不義的奴僕制度作出批判。
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畢生致力研究「人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an）。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有所謂的「道德感」（moral sense），能夠以旁觀者（spectator） 身份，對行動者(agent)施加身受者（receiver）的行為，作出或褒或貶、震驚、憤慨、感動以至讚嘆的道德評價。
我想，我不喜歡、甚至討厭港產片《桃姐》，就是因為它冒犯了我的道德感。我不想以道德主義者自居，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一套在道德上那麼令人反感甚至反胃（morally repulsive）的電影，竟然可以感動那麼多人；香港這個社會明辨是非的能力，英文所謂的「sense of right and wrong」，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導演許鞍華和編劇的moral sense不是那麼遲鈍，《桃姐》應該是一則關於悔恨、罪疚和遺憾的道德教訓。出身寒微的小女孩，從小就在大戶人家做「妹仔」、工人、奶媽和廚子。她終其一生淘空了自己，不僅不知幸福為何物，甚至連想像幸福的能力也沒有；只懂得一心一意侍奉她的少爺仔，以他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他的幸福為自己的幸福。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無法孕育出完整的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以及建立有效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和「能動性」(agency)，他\她便有可能像桃姐一樣，只能夠「透過別人來活自己的生命」（to
live vicariously through someone else）。
你可以說，終身不嫁、為主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桃姐自己的選擇。問題是桃姐為了餬口，在人生最寶貴的黃金歲月為奴為婢為僕，而為奴為婢為僕又是一份特別消耗精力、時間和自尊的工作。到桃姐可以選擇離開的時候，她已經不懂得為自己而活。更何況那時的桃姐早已年老色衰，連交朋結友的基本社交能力也沒有！這就是典型的「選擇的矛盾」（the paradox of choice）：當你千辛萬苦掙到選擇的權利（the right to choose）之時，選擇的意志（the
will to choose）卻早已被磨平，可以讓你選擇的東西（options）更是少得可憐。
你不用讀過馬克思，只需頭腦清醒一點，自會看到桃姐的一生不只是徹頭徹尾的悲劇，更是赤裸裸的剝削。心甘情願的奴役也是奴役，正如快樂的妓女也是妓女一樣，這已經是常識了。的確，桃姐是忠僕，她為主人所做的一切是voluntary servitude（自願的被奴役）而非sacrifice（犧牲）。所謂犧牲，是為了更重要和更有價值的東西而放棄手上重要和有價值的東西。幾乎是一無所有的桃姐，從未擁有過屬於自己的「重要和有價值的東西」——例如愛情、理想和自己的家庭——那即是說，根本連犧牲的條件也沒有，更遑論作什麼真正的犧牲了。
作為一個創作人、一個藝術家，許鞍華最大的局限是無法用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她的題材。她將《桃姐》拍成一套講主僕情的窩心電影，全片只有一場戲最誠實：當桃姐病重，飾演大少Roger的劉德華對醫生說：「我要返大陸工作，如果發生什麼事情，請你把她直接送到殮房吧！」這場戲提醒我們，桃姐與Roger畢竟只是主僕關係。
諷刺的是，正因為《桃姐》連最起碼的自我反省能力都欠缺，它才會成為一套賺人熱淚的溫情片，引起跨階層的廣泛共鳴。影片的宣傳句語是：你身邊有沒有一個桃姐？對不仁不義的封建制度的批判，被一種對有情有義的「老好日子」（good old days）的懷舊完全取代，簡直是混淆是非。實情是如果我們身邊沒有一個桃姐，應該覺得慶幸而不是遺憾。
當然，《桃姐》是一套要娛樂大眾的電影，而不是一篇要批判社會的論文。可是，即使從戲劇的角度而言，加點筆墨寫桃姐的遺憾和Roger的內疚，人物的性格不是會更立體、故事的戲劇衝突不是會更尖銳嗎？演桃姐的葉德嫻幾乎得到一致好評，但桃姐其實是個蒼白、扁平、寫得欠完整和深度（underwritten）的角色——沒有自由意志，連內心世界（interiority）也沒有。葉德嫻把這個角色演得很像，卻沒有把它演活。她沒有超越劇本的限制，進入桃姐的內心世界去發掘她隱蔽、私人、可能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