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2日星期四

許知遠: 被遺忘的方勵之



在政治權力操作的集體性失憶中,年輕一代對方勵之一無所知。

二十多年前,尚藏身在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回憶起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對他的衝擊。他是新中國的大學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甚至覺得黨對於自由思想的批判並非全無道理。

  令他費解的是,共產黨組織為何要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對待知識分子?他的困惑引起了年長他一代朋友善意又無奈的嘲笑——他太不懂得歷史了。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共產黨就用了同樣的手段。他們自我檢討、相互揭發,因為一點點不同意見被羞辱、被砍頭。年輕的方勵之發現,自己對這十五年前的往事幾乎一無所知。

到了七零年,已成為物理教師的方勵之發現自己有資格來嘲笑新一代人的無知了。那些在文革初期對黨表現出無限忠誠的學生們,又成了被批鬥與整肅的對象,他們被下放鄉村與廠礦,很多死於其中。這些學生對於反右運動幾乎一無所知。

又一代人成長起來了,當天安門廣場的青年知識分子吸引了整個世界的關注,並為自己的熱忱與勇氣所感動時,他們很少知道魏京生是誰,也不清楚西單民主牆一代早在十年前就喊出了同樣的主張。

「……遺忘歷史的技術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工具……」方勵之在這篇名為《中國的失憶》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此刻,整個世界仍驚顫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殘酷,而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恐懼與絕望,歷史的猙獰再度戲弄了一代人的純真。

但與之前的所有事件不同,這一悲劇被無數的攝影機鏡頭與見證者記錄下來。躲在美國使館中的方勵之還被請求為其中的兩本書題寫書名。也是這浩瀚的記錄令他感到安慰,歷史的真相再難以被掩蓋,因此天安門悲劇也很難再被遺忘,而這種記憶正是中國進步的前提。

歷史再度嘲弄了方勵之,他二十年前的樂觀顯然為時過早。令他擔憂的「集體失憶」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以一種新面貌呈現出來。在中國國內,熘除記憶的工作從未中斷,以至於人們在公共空間,很難看到任何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記錄。另一方面,在一個資訊泛濫的年代,即使出現了嚴肅的記憶,它也很快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之中了。

而現在,方勵之本人也成為了這股失憶浪潮的一部分。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年輕一代對他幾乎一無所知。而那些經歷過八十年代、或對此感興趣的人們,則只剩下了最符號式的印象——流亡海外的著名異議者,一名物理學家卻以倡導民主、人權著稱。人們很難記得他曾代表的激動人心、又頗具哲學性的意涵。在那個喧鬧、龐雜、卻昂揚向上的八十年代,他被稱作「中國的薩哈羅夫」,他本人的訓練與表現似乎象徵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本追求——科學與民主。

就像近代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們常被歷史的慣性吞噬,而且這其中常蘊涵著驚人的嘲諷。在光緒的百日維新失敗後,全賴外來者的保護,康有為、梁擧超才躲過一劫;而當共產黨的政治開明派失勢後,方勵之則要躲入美國大使館。在百日維新失敗三年後,慈禧太后頒布了新政,要變革舊王朝;而在天安門事件三年後,鄧小平進行了南巡講話,要重擧市場改革。

人們寄望於「科學」、「民主」能打破這歷史的循環,但這些嘹亮的口號已叫喊了一個世紀,它們卻仍未在中國的土壤上扎根。它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人們經常忽略掉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概念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總是一代接一代的被消滅,既是肉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由於常年生活在一股反智的情緒中,人們幾乎忘記了,二十世紀中國最自由、最有希望的時刻,都是與知識精英們緊密相關。當他們處於輿論與社會力量的中心時,往往能開創一種新的可能性,不管是五四時期、還是八十年代。

人類歷史中很少有像過去六十年的中國這樣的時段,如此系統的、有規律的消滅、驅趕這個社會最聰穎、富有理想主義的頭腦。中國變成了今天的中國,一個喪失了所有道德與審美準則的社會,與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直接相關。而每一代人都沒機會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只能自己重新摸索。倘若你觀察今日中國的輿論、探討的廣度與深度,把它與八十年代的氣氛比較,你會覺得這個國家不止沒有進步,反而衰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