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6日星期四

許知遠: 後極權政權的恐懼




目前中國不再如極權社會那樣殘酷,但處於驚人的平庸中,不關心精神生活。

他們去世的消息相繼傳來,激起的效果卻截然不同。人們熱烈地談論金正日這個殘忍、荒誕的暴君,卻對哈維爾吝於言詞,他比任何人都清晰與銳利刺破了後極權社會的迷霧。

這是五個月前的事了,我記得自己當初的失語。在表面上,這現象值得理解。談論蠢行是容易的,它令你輕易地站在道德與知識上的制高點,人人都可以嘲笑與詛咒「金家王朝」,它充滿快感、政治正確,不需要道德與情感上介入。而探討哈維爾,就意味著你要理解崇高、理解一整套哲學背景,它還讓你覺得自己生活的卑微。

這或許也象徵了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態,它處於一個不折不扣的「後極權社會」。這個社會不再如極權社會那樣殘酷,每個人都處於冰封狀態,被虛假的理想主義欺騙。但它處於一種驚人的平庸中,狂熱的理想已然散去,人們懷疑一切崇高,因為精神性的東西被否定,人們轉而成為物質的俘虜。而在一個物化的社會,所有的精神活動必然轉化成娛樂。很顯然,金正日的娛樂價值比哈維爾多得多。

這是人性的弱點,人們總跟隨人群,總趨利避害,總期望別人付出犧牲,自己搭載便車,也總安於某種惰性。在很大程度上,極權主義正建立於這種惰性與盲從。它許諾你一個包羅萬象的解決方案,告訴你明確的歷史進程,它通過一次次規模宏大的活動讓你置身集體中、忘記個體的孤單,它還通過無盡的運動與清洗,讓你充滿恐懼——害怕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成為異端。於是,所有的個性都退隱了,每個人隱藏自身,成為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上的平常齒輪。

接著,機器鬆動了,齒輪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集體主義失去光彩,恐懼也減弱了,長久被壓抑的慾望甦醒了。但這幻滅感、這恐懼的印記卻促成了某種畸變——所有對高尚的、公共的、精神的生活的渴望沉睡了,一種極度私利化、物質化的慾望則被前所未有地激發出來。

很多人讚美過這種慾望的覺醒,認定它是個人主義的先聲。他們也贊同政治上的消費主義,相信它是對所有極權的解構,似乎當你嘲笑了權力,權力也就瓦解了。

但我卻感到隱隱的不安。我從不相信,一個不關心精神生活、只在乎現實利益的人群能塑造一個美好的社會,我也不相信解嘲真的能瓦解權力。

倘若哈維爾說的沒錯,一個後極權政權最恐懼的是誠實,誠實將摧毀謊言,讓政治機器無法運轉。而能重建這個被損害的社會的力量是新的價值與意義。沉浸在荒誕中的人們是沒有力量改變的,而新的價值與意義能給人帶來力量。

而這兩者的前提則是真正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源於一個人對自身身份的自覺,這需要他在歷史、社會方面有著廣泛與深入的了解,知道個體與時代背景之間的關聯。它同時需要你願意為自己信奉的價值付出代價,你不僅談論它,還實踐它。

在此刻的中國社會,我強烈地感到托克維爾對當年法國社會的感慨——人們不是熱愛自由,人們只是憎恨主子。這仍是一種奴隸哲學。而一個瀰漫著奴隸哲學的民族,怎樣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這是不是陷入了一種悖論。倘若你不改變政治制度,怎樣培育出公民文化、個體精神,但如果沒有個人精神的改變,所有的制度變化又只會是表層的。

北京正充斥著對於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猜測,薄熙來的醜聞四處流傳。一切在發生變化,一切又似乎毫無變化。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仍是一個看客式的國家,人們忙於嘲弄、詛咒別人,把責任寄望於更大的歷史變化,而自己不準備付出任何代價。這代價不是讓你上街抗議,呼喊人權與民主,而是一些細微的做法:你要關注精神生活,你要盡量拒絕謊言,你要談論哈維爾、而不僅僅是金正日,你要閱讀、而不是看那些愚蠢的連續劇,你要參加社區活動,要增加藝術修養。

健康的公民社會不僅要抵制政治權力壓迫,也要抗擊消費與娛樂的侵襲。那些被弱化成消費動物與滑稽者的人們,是無力改變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