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橫掃香港金像獎，讓大陸重量級電影陪跑，彰顯香港電影界對失去香港性的焦慮。
劇情平淡、製作簡陋、手法保守、嚴重缺乏道德想像力與敏感度的《桃姐》橫掃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奪得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和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項大獎。這樣在藝術上站不住腳，甚至無法辯解(indefensible)的結果，證明電影金像獎已變質為「政治組織」，它的任務不再是按照入圍電影的藝術成就去分優定劣；而是要界定、檢驗、標榜和捍衛香港電影的所謂「香港性」。所以，即使在藝術成就上只屬羽量級的《桃姐》與至少屬輕重量級的《讓子彈飛》來自不同的重量級別，徹頭徹尾香港的《桃姐》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ＫＯ（擊倒）義無反顧大陸的《讓子彈飛》。
想深一層，這其實不足為奇。長久以來，香港電影對其自身的本土性一直非常自覺，而香港電影的本土性和香港性也反過來塑造了香港人的自我想像，成為建構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其中一塊基石。
舉個例，回歸以來最成功的兩部港產片是零二年的《無間道》（賣座逾五千萬港元，約六百四十萬美元）與零四年的《功夫》（賣座逾六千萬港元）；而兩片對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即所謂「香港性」——都有令香港人大感共鳴的精采詮釋。
《無間道》裏面的劉德華徘徊於出賣與救贖、光明與黑暗和正義與邪惡之間，他最後能夠化危險為機會，從萬劫不復的邊緣逃出生天，全因為他是一個一切以個人利益為依歸的「自利人」、「經濟人」和「理性人」。反觀梁朝偉飾演的警方鎆底卻因感情用事，對他的身份和選擇效忠的對象有不切實際的忠誠，只有落得悲劇收場。所以，劉德華而非梁朝偉才是《無間道》的真正主角：香港人在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下締造了全球最富庶華人社會的經濟奇蹟，靠的不是開口閉口講的民族大義，而是一種對自身福祉與經濟利益的無法轉移、赤裸裸的關注，甚至執迷。換句話說，劉德華與香港人的自我主義行為皆源於一種一脈相承的內在「經濟理性」。劉德華的悲劇，是在無間地獄裏永遠受「倖存者的負罪感」（survivor's guilt）所煎熬，而香港人認賊作父，出賣民族自尊與殖民者進行「魔鬼交易」，付出的代價就是永遠失落其真正、可靠的中國人身份。
《無間道》是香港電影對香港人身份的沉痛反省，《功夫》卻是周星馳對香港電影文化的熱情擁抱和由衷歌頌。作為一個導演和電影創作人，周星馳對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粵語長片以降的香港電影的態度是：「它不但殺不了你，反而使你更強壯」（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雖然《功夫》的最大投資者是索尼（哥倫比亞）公司，它卻是一部不折不扣「飲香港電影奶水長大」的香港電影。影片對粵語長片、武俠小說、邵氏電影與李小龍的指涉、挪用和致敬令港人看得眉飛色舞，更難得的是，它利用這些蕪雜的材料塑造了一種無所顧忌的「功夫想像力」。簡言之，一如《無間道》，《功夫》是一齣只能夠產生於香港的破格環境的破格電影。
《桃姐》並沒有《無間道》與《功夫》這份建基於香港獨特文化身份與城市個性的「無法複製性」（irreproducibility）。它的所謂「香港性」是表面的(superficial)，甚至是附加的(superimposed)；香港電影金像獎越要把它捧上天，就越彰顯了它害怕香港電影越來越沒有香港性的焦慮。它要《讓子彈飛》陪跑，就像香港人在排斥大陸人的同時也需要他們：人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動物，他習慣了從與別人的關係中界定和認識自己；因此一個社會和一個族群若要更完整和更準確地認識自己，便需要一個對照或鏡子。大陸人作為香港人心目中的他者，在九七前所提供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參照體系。
問題是香港電影的本土性不能夠單單建立在強調大陸人的「他者性」(otherness)之上，一如今日的香港人，再青筋盡現地罵大陸人是「阿燦」，也不會有優越感和自我感覺良好一樣。這樣做只是一個「低俗笑話」——香港人所謂的「爛gag」。有趣的是，彭浩翔的新片講述杜汶澤飾演的潦倒監製被變態的投資人——大陸黑幫老大鄭中基——迫他與驢子性交。彭浩翔一方面承認了大陸人與香港人的主僕關係，但另一方面，又幾乎無法自制地對大陸人極盡醜化之能事。這套電影就叫做《低俗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