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人，作為自由平等獨立的個體，擁有某些權利，這些權利至關重要，所以成文於憲法，實踐於制度，並要求政府以保障和維護這些權利作為她的首要責任。這是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以降，整個現代世界最根本的政治想像。這個想像的重點，是將個人權利放在評價政治制度的中心。權利界定和限制了政府應做什麼及不應做什麼。一個政府，無論多麼強大多麼有效率，只要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就會失去正當性。
無可否認，以權利為基礎的政治觀，和中國政治傳統格格不入。但我們應該留意到，經過百多年歷史發展，權利話語已在中國紮根，並日漸成為公共討論中重要的道德資源。例如在中國憲法第二章，就清楚列明公民享有怎樣的基本權利，中國政府迄今也簽署加入了二十多項國際人權公約，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在公民社會中，訴諸個人權利作為社會批判和公共行動的理由，更是日益普及。可以說，中國正在慢慢走進權利話語的時代。這當然不是說，我們的人權情況已令人滿意。遠遠不是。而是說，當政府在為她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作出辯護時，當公民在批評種種社會不公並追求政治變革時，個體擁有權利，而政府和他人有義務尊重這些權利這種說法不僅不再離經叛道，而且受到許多人的重視和認同。
但基於什麼理由，個體可以擁有這些權利？這些理由為何具有那麼重的道德份量？要建立一個以權利為本的社會，我們需要在制度、文化、對人的理解以至看世界的方式上，作出什麼樣的相應改變？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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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弄清一些基本概念。當我們說一個人擁有某種權利去做某件事時，即意味著其他人（包括政府）有一項相應的責任不去干預這個人做這件事，又或有責任去協助這個人實現這件事。如果我們同意，一個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權利，即表示其他人有責任不能以武力或其他方式，限制這個人自由選擇他的信仰；而一個公民享有教育的權利，即意味著政府有責任提供資源，使得每個學生不會因為貧窮或其他原因而無法上學。這個定義說明以下幾點。
一，權利和責任是相關聯的。一個人的權利意味著其他人的義務。而由於每個公民都享有相同的基本權利，因此每個人也就同時承擔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
二，權利和國家不是對立的。無疑，權利約束了國家行使權力的界限，但國家同時必須承擔起維護和促進人權的主要責任。兩者並不衝突。
三，不作干預的消極權利和協助實現的積極權利，同樣重要，而且兩者有時同時存在。例如生存權，既要求我們不能任意傷害他人的生命，也要求我們協助那些活在貧困饑餓邊緣的人。我們同時須明白，即使是消極權利，也需要政府的參與和投入。例如言論自由的權利不僅是被動地對言論不作干預，更需要政府主動建設一個容許公民暢所欲言的公共空間，同時在這個空間受到威脅時作出必要的介入，包括公正的執法和司法。
四，權利是個眾數，是一張清單。許多國家的憲法和不同的人權宣言，都會清楚列明人民可以享有什麼特定的權利。這張清單可以很長，而且林林總總。這裡我只集中討論四類最基本的權利。第一類為人身權，主要保障公民的身體安全和人格完整，包括確保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不合理的拘捕、虐待和侮辱等。第二類為公平程式權，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確保所有審判公開公平，謹守無罪推定原則等。第三類為自由權，包括言論、思想、出版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及參與政治的自由等。第四類為福利權，即在條件許可下，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基本的食物、居住、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
這四類權利都可在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找到。我們可由這些權利中得出幾點觀察。第一，所有人都有資格平等地享有這些權利。第二，所有人都可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第三，公平程式權要求法治；第四，平等的政治參與權會發展出民主政治的訴求；第五，福利權意味著政府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資源再分配，實現社會正義。也就是說，這四類基本權利是和平等、自由、法治、民主及正義等價值緊密聯繫在一起，拼湊出一幅自由主義的理想政治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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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問題是：如何論證人應該享有這些權利？支持者最常用的理由，是天賦人權，並視此為自明真理。在西方，這個天賦往往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創造人，賦予人某些自然權利，因此人間的政治秩序有責任好好維護這些先於國家而存在的權利。但在一個非西方的俗世社會，這個說法恐怕連論證也談不上，因為中國傳統從來就沒有自然權利這類觀念。而受馬克思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影響，不少人更相信權利其實是資本主義社會自利主義的表現，根本談不上是什麼道德理想。而到了近年，更加有人認為，人權論只是披著普世主義外衣的西方霸權，如果中國要走自己的獨特道路，就必須摒棄人權論。所以，要為人權辯護，有必要提出更加實質的道德論證。
讓我們這樣想下去：為什麼今天許多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國家，都願意努力實現上述的權利？原因直接而簡單，這些權利保障了每個人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也就是說，當我們稱某個個體可以合理地擁有某項權利時，即意味著這項權利充分保障了這個個體的根本福祉。這些福祉如此重要，以至構成足夠的理由，要求其他人有責任不去干預或主動協助這個個體所要做的行動。這是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最早提出，並由當代哲學家拉茲（Joseph Raz）進一步發展的有關權利的利益理論。
這個理論的最大優點，是容許我們運用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以及我們對人性和人類生存處境的認知和感受，直接判斷什麼是我們的權利。我們不必糾纏于權利的起源和普世性問題，而是直接問：活在一個權利受到充分保障的社會，是否能讓我們活得更安全更自由更有尊嚴？如果答案為肯定，同時我們視活得安全自由有尊嚴，乃構成活得幸福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就有充分理由去支援這些權利。
我們因此可以試試這樣想。如果我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可以隨時被失蹤被拘禁，然後在法庭上得不到合理辯護和公平審判，甚至可能被屈打成招或被控以莫須有罪名，那麼每個人都將活在恐懼絕望當中，每個人的身體都將處于隨時受傷害的脆弱境地；如果沒有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我們就無法坦然無懼地表達和當局及主流不同的觀點，無法在和人生終極關懷息息相關的問題上作出一己抉擇；如果沒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我們就無法對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的政治權力有任何置喙之地，無法成為政治社群中的平等一員，更無法在公共生活中實現自己；如果我們沒有福利權，許多人就會活在饑餓貧困，幼無所依老無所養的悲慘境地。
我們因此可以說，一個社會如果缺乏這四類權利，我們將活得沒有尊嚴。而活得有尊嚴，是我們每個人的根本利益。什麼是尊嚴呢？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人和理解人生。如果我們理解自己具有獨立人格，具有自主能力規劃自己的人生，具有道德能力明是非辨好壞，並渴望活出自己想過且值得過的美善人生，那麼有尊嚴的生活，就是在一個合理公正的政治環境中，每個人的自由自主受到平等尊重，每個人都能肯定自己生命的價值。因為我們如此在乎自主自尊，所以我們如此重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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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見到，以上討論是在扣緊人的福祉來論證權利之必要。有人或會馬上質疑，為什麼非要接受這種對福祉的理解？對，這一定會有爭議。我並不認為有所謂先驗的自明的因而必然普世的人權。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論證。但我們必須留意，這裡所謂的爭議，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關於權利此一概念本身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就是說，我們是否願意接受，個體基於福祉而擁有某些權利，而這些權利對政府的行為，構成道德和法律上的約束。第二個層次，是在我們接受第一個層次的結論後，對於權利清單中應該包括什麼，以及如何證成裡面的每項權利有所爭論。
第二層次的爭論，在任何社會都會出現。事實上，觀乎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權利的清單就在不斷演變加長，從消極權利到積極權利，從個人權利到群體權利再到動物權和環境權等，產生形形色色的爭論。某種權利是否成立，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不同社會，需要持續不斷的論證和驗證。我在上面提及的四類基本權利，之所以在國際社會得到那麼高的認受，主要是因為生活在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實實在在體會到這些權利讓他們遠離暴政，並在最低程度上保障他們活得有尊嚴。權利的普遍性，是在具體的歷史發展中，持續地通過理性反思和制度實踐建立的。
但人權發展在今天中國遇到的最大難題，恐怕在第一層次。重視權利，往往要求我們以這樣一種方式看政治：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具有某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要求國家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可以將眾多小我視為滿足大我的工具，更不可以動輒以集體之名犧牲個人權利。在此意義上，個人權利和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都有很大張力。如何在制度層面文化層面乃至個人層面，逐漸化解這種張力，並使得人們接受以權利為基礎的政治，也許是自由主義在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