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熊永達: 一個選委對來屆特首的期盼 整治高等教育管治和國際化




我只就香港高等教育提出兩個關鍵議題:一是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角色,二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路向。

201012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表名為《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的報告,提出四十項建議,涵蓋高等教育制度、國際化、與內地關係、教學和研究角色的區分、資助方式及院校自資營運的關係、質素問題和高等教育監管機構等等七個方面。

這些建議主旨只是回答一個問題: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然而,它沒有回顧現時高等教育的問題,遑論改善現時的狀況。至於誰人推行四十項建議,如何推行,均沒有論及;對於教資會本身的問題,更就不會討論。

教資會受特首委任,職責是檢視(實質是控制)大學的發展和經費。教資會在自訂使命時,用上最美麗的詞彙,如協助大學達致其自訂的使命,或協助院校追求卓越。 事實勝於雄辯,教資會根本不會理會院校有何等使命,它只是自訂使命,要院校執行,由協助的角色轉為領導的角色。在課程方面,每年則收回院校6%經費,進行 競投。

院校必須交出符合由教資會自訂的市場要求的新課程,才可投得經費,推行新課程,否則每年院校就逐年減少六年法定經費,直至結業。在研 究經費撥款上,也是用同一套手法。研究資助局(研資局)自訂主題,逼院校必須符合主題才可競投資助經費。這些強逼院校跟隨教資會和研資局的做法叫「協 助」。

無論教資會和研資局都是逼使院校爭排名,手段就是引入愈來愈多的競爭,弱肉強食。這些商業思維和手段,不能不令人想到教資會的歷任主席均由商界人士出任,令商業的一套加諸高等院校身上。

自訂使命 強加院校

教資會有商界人士,相信原意是協助高等教育尋找私營企業的資助,令院校能有充裕資金,得以擴展,那才是真正能協助院校落實教育理想。發達國家(OECD)中 的私人資金投入高等教育是政府的50%,相信是商界熱心人士積極參與教育有關。教資會的商界人士,特別是主席,並不發揮找新資源的功用,似乎他們自訂了角 色,認定教育必須為商界服務,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為經濟打拚。

他們這一強烈慾望,愈來愈強烈地加諸院校身上。他們是否忘記了有責任開發更多的私金資金投有教育呢?以去年(2010/11)為例,政府透過教資會資助142億,私人投入研究的金額只有約10億,香港的私人資金投入真的微不足道。

教 資會的功用如果只是在沒有新增的資源下,卻要指導各院校如何提高效益,如何改革課程、如何研究……,以滿足他們自訂的市場,那大可不必。每所大學都有足夠 的人材,相信不比教資會的委員愚蠢,讓院校百花齊放,各自各精彩,他們也必會出現良性競爭,不必像現時的互相殘殺,只得勝出者風光。

我期望來屆特首必須檢討教資會和研資局的角色,讓它們回到協助院校發展的角色,而不是領導院校發展的角色,我們期望多元化和百花齊放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受一元領導的教育。

只爭排名 本末倒置

第二個議題是高等教育國際化。教資會認為把香港的幾所大學推上世界排名,是其政策的一大成功。有些人聽到這些排名,可能有一陣子的孤芳自賞,以為香港的大學已是全球學子和教授趨之若鶩的地方,心裏不禁飄飄然起來。

讓我們看數字,去年大學全數學生共75435人,其中8807為國內學生、899人為亞洲學生、400人為其他地區學生。所謂國際化,我們只有少於2% 的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學生。事實上,外地的學生以國內為主,這不單反映在學生人數之上,大學教師也有相同現象。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並不能建築在沙堆上,所有世界知名的學府,包括香港的學府,都是建築在它們為解決人類問題的能力,不論是長遠的或短期的問題,只要它們能提供答案,它們的影響力便隨之增加。

教資會和研資局的所謂國際化,只用上急就章的方法,一是要求院校教員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二是提供遠高於本地學生的資助,吸引國際學生。結果是許多大學的教 師為做文章而做文章,教書成為這些人的負累。研資局甚至提供額外資助,讓院校可另聘資歷較淺的人代課,損害教學質素,在所不惜,真是本末倒置。

以高資助吸引外來學生,又沒有方法要求留港為港服務,最後,只為他人作嫁衣裳,培養了的人都溜出香港去。

教資會和研資局倡議的國際化是建在浮沙上的,完全不扎根於香港,結果是把香港推到假、大、空。我認為做學問工夫必須腳踏實地,要基於大量的真材實學的研究, 增強大學為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要走這條路,社會對科研的投入要加大,讓大學成立設備一流的研究院;有一流的設備,培養本地學者為主,才有一流和扎根香港 的研究成果,才能在本地、國家以至國際有影響力,那才是實在的。

我期望來屆特首搞清楚投資高等教育的方向,不要盲目追求國際化而藥石亂投。扎實投資,提升本地教研能力,才是正途。

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