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國總統大選，雷根在參選的演說中一再提問：「你們生活是否比過去四年過得更好？」雷根以失業率加上通膨率來陳述美國經濟的困境，並稱此一綜合指標為痛苦指數。雷根動人的演說加上痛苦指數的威力，讓他贏得大選。此後各國反對黨在大選時，莫不效法雷根來爭取選票。
雷根所處的年代正逢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高漲引發的高通膨及高失業經雷根妙手一加，成了痛苦指數，讓痛苦有了具體的量化指標，也使得當時尋求連任的總統卡特百口莫辯，連任失敗。
這就是民主政治。在那個石油危機的年代，連年的停滯通膨讓美、歐紛紛出現政黨輪替，政治人物縱有再偉大的理想與執行力，只要面對經濟處境艱困的局面，就很容易被對手拿來嘲諷揶揄。至於對手是否比較好，是否有解決失業問題的妙方，選民通常不會想這麼多。於是只要失業率一升高，所得一減少，執政黨的連任之路就愈加坎坷。
在熟悉選民的投票行為後，這三十年來各國政治人物逐漸學會討好老百姓的方法，那就是對於一年半載可以看到成果的措施，加速推動，至於五年、十年才會有成效的計畫，則放緩執行。於是調降稅率、加發津貼年年有提案，一切施政但求獲得選民的好感，而置國家財政困境於不顧。今天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歐元區國家，財政會困窘到這步田地，就是如此一步一步討好選民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歐元區的債務風暴也算是向全球的選民們示警，若再只圖降稅、社福等一時之快，最終必將導致國家經濟的崩潰。
我們的選民應該從這場歐元區的風暴學得一個教訓，不能再以選票來鼓勵那些只會開減稅、社福支票的參選人，而是要將選票投給那些誠懇篤實為國家經濟發展、財政健全付出的人。也許這些人一時半刻拿不出成績，但應該給他們時間。只有選民具備這種素質，國家經濟政策才不會永遠只在降稅、社福的競賽中打轉，也唯有如此，才能遠離財政危機，而建立永續的成長能量。
我們都讀過子產執政的故事。西元前六世紀春秋時代鄭國政治家子產執政之初，進行經濟改革，民眾恨之入骨，唱說：「取我衣冠而儲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三年後改革成效顯現，民眾改唱：「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由此可知，我們如果希望選出像子產這樣的治國人才，就不能以股價是否跌破七千點、痛苦指數是否升高或老農津貼加碼幅度大小，來做為投票的依據，而是應該以其執政期間的具體施政作為來評判。這樣的施政作為，未必都有量化的指標，但憑選民以這四年總體的印象，理性地加以判斷。
其實，子產這樣的例子不只古代有。2006年國際銅價大漲，智利的國營事業為全球最大的銅供應商，營收大幅成長；看到政府收入大增，智利的民眾及學生都要求提高補貼。時任智利的財長貝拉斯科堅決反對，堅持必須要有「審慎的財政政策」，儘管排山倒海而來的示威，他也不為所動。透過穩健的施政，三年之間為智利創造了龐大的財政盈餘，於是開始以這個盈餘協助170萬戶低收入家庭，貝拉斯科終於成為內閣最受歡迎的閣員。
我們由子產、貝拉斯科這兩個例子可以明白，選擇一個好的執政者何其不易。由於人們總是著眼於短期利益，如果子產、貝拉斯科也得經過選舉，他們極可能會紛紛落選，如此一來，何其可惜。但如果我們肯冷靜的思考、理性的選擇，不為造勢活動的激情所左右，就必然能選出台灣今天的子產、貝拉斯科，如此未來四年才有前景可言。
近來兩黨對於自己執政時期的經濟表現各說各話，他們都可以舉出一堆數字來證明自己執政時的經濟成長較高、貧富差距較小、所得較多、失業人數較少。選民看了這些論述必然會感到迷惑，何以同樣一套數字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仔細看，政治人物都挑選對自己最有利的「時間點」來宣揚自己的政績，因此比來比去都是自己好、別人差。這樣的政績比較，實在是毫無意義可言。
我們認為，這十多年來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誰比較有心建設台灣經濟，誰比較有心改善台灣的外貿環境，誰比較有心致力於經濟弱勢者的照顧，民眾生活在其中，應是點滴在心頭。只要民眾不為短期激情的選舉語言所左右，並以歐元區債務風暴為借鏡，理性投下神聖的一票，自然可選出今日台灣的子產、貝拉斯科執政團隊，而讓台灣經濟步向繁榮穩定的未來。
今天就要進行四年一度總統、立委選舉投票，我們籲請所有選民理性抉擇，投下您珍貴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