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

程翔﹕對曾敏之老總及張浚生先生的回應




編按:程翔於去年126日至10日於本版連載發表文章,曾敏之先生的回應刊於1212日本版及20121月號《明報月刊》,張浚生先生的回應刊於昨天,本文為程翔對上述文章的回應。

對曾敏之老總聲明的回應

曾敏之老總在沉默了22年之後,終於主動公開了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出台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對此我表示衷心的欽佩。

「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是中國當代政治史和中國報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四字社論,動員了香港百萬同胞走到街頭抗議中共當局的鎮壓,在當時起了足以比擬千軍萬馬的難以想像的威力。這四個字有力地鞭撻了策動鎮壓的人,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作為當時《文匯報》的一分子,我引以為傲。

這個社論之能夠出台,是集體心血的凝聚,既有曾老總的倡議,復有李子誦社長、金堯如老總的反覆推敲琢磨,最後還有張浚生副社長的首肯,才能夠出現。所以,這是集體努力的結果。

曾敏之老總的回憶錄本身,以及最近發表的對我的回應,都有力地駁斥了張浚生副社長推卸責任的企圖。這是曾老總這本書的歷史價值。

曾敏之老總認為我在〈關於《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釋疑和辨偽〉的文章(以下簡稱〈辨偽〉)中有失實的記載,對此我願意一一澄清:

1. 他否認有去新加坡

可是,他的回憶錄的〈附錄一:曾敏之文學年表〉,在記載1989年的事時,說:「7月,辭去《文匯報》代總編輯、評委會主任委員及文匯出版社主編等職,離港經新加坡赴加拿大,在加寄寓半年多。」(回憶錄第494頁)他年譜這個記載,已經確認了自己曾經去過新加坡。

2. 他否認有接受潘惠蓮小姐的訪問

關於這點,潘小姐已經發表聲明,嚴正表示自己確有電話採訪過曾敏之老總。曾老總可以否認電話的簡單談話是「訪問」,但不能否認雙方確有過這次對話。所以我引用潘小姐的句子,曾老總不必認為這是我「良知」的失落。

3. 他認為我虛構了他找我提出除去《當代》顧問一事

曾老總說,他自己到加拿大後已經致電反對把他列為《當代》顧問,所以顧問一職「早已除名」,並指摘我虛構了他約見我提出除去顧問名銜的一段談話。

事實是:曾敏之老總掛《當代》顧問名銜,從1989年創刊號開始一直到1990526日為止,這個事實,只須翻查《當代》版權頁即可知。他在1990年春自加拿大返港後找我談話表示有苦衷不能再擔任顧問,我向李子誦社長轉述他這個意見,李社長才作出以後大家都不當顧問的決定,所以從當年6月起,《當代》就不再刊登顧問名單。並不是曾敏之老總所說的在加拿大時就「早已除名」,所以我並沒有「虛構」他約見我的事實。

曾老總解釋他「為何難釋懷」。

曾老總完全忽視了當時報社面臨來自張浚生「限期轉彎」的壓力,只憑他認為「李社長對《文匯報》有私心」的誤會來看待當時發生的一切事情,這樣看事物肯定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也是不應該的。作為後輩,我嘗試努力化解他的誤會,但如果他仍然「難以釋懷」,則我除了表示難過之外,再沒有什麼話可說。

對張浚生先生聲明的回應

我在〈辨偽〉一文,指出兩個事實,即:

1. 張浚生先生批准了《文匯報》開天窗,並且由他在「痛心疾首」與「夫復何言」兩個選擇中,挑選了「痛心疾首」這四個字,但他卻在回憶錄中全面否認自己曾經扮演的角色。

2. 從張浚生先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他在明知中央「限期專彎」的方針是錯誤的情下,還強硬執行,終於導致《文匯報》事件,而在發生《文匯報》事件前,他早已在部署解聘李子誦、逮捕金堯如。

對於這兩個關鍵的歷史事實,張浚生在回應中都不願觸及,顧左右而言他,使這個回應顯得蒼白無力。

張浚生不直接面對我所提出的事實,卻轉而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張先生的回憶錄詳細記載了他同素未謀面的羅孚老總的一些過節,只因羅老總一篇小品文質疑了他的文學水平,就被他辱罵為「出賣自己的靈魂」(第178頁),還念念不忘在十多年後要在回憶錄內花3頁紙的篇幅記上一筆,則其人之器量可知!羅老總質疑他的文學修養,就被罵「出賣自己的靈魂」,我質疑他的政治品格,當然就更是「墮落」了。

在「六四」事件中,李子誦、金堯如領導《文匯報》旗幟鮮明地反對鎮壓,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所以我是義無反顧地支持他們,並且忠實執行他們交辦的一切工作。能夠在他們領導下參與反對這場鎮壓,我感到與有榮焉。所以,張浚生先生對我的責難,我坦然無悔。只是我希望他在責難我時,應該多一點提出事實根據,不要張冠李戴,更不要道聽塗說。

在「六四」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反對鄧小平、李鵬等當權派鎮壓學生,這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包括中共黨內的開明人士在內,都會毅然而做的。當年的香港左派,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自覺地走到反對鎮壓這個立場上來。張浚生先生如果不是善忘的話,應該記得當年的報紙刊登了多少左派人士反對鎮壓的聲明廣告。我在〈辨偽〉一文中,指出「今天香港政壇很多響當當的左派人士」都有過這種要求獨立思考不再盲從的態度,這有什麼錯呢?他們很多人當年就是有參與刊登反對鎮壓廣告的。為什麼我指出這個事實,就變成「利用這次寫文章的機會,威脅他當年的一些朋友」?張浚生的「企圖威脅」之說,是否意味覑重提這些人士當年的正義行為,會給他們帶來政治打擊與秋後算帳?否則「企圖威脅」從何說起?張浚生先生的邏輯,恕我不太懂。

張浚生先生指摘我編造鄧小平要見李子誦社長的謊言,以及我編造關於他女兒的謠言。

首先我必須指出,我一輩子從事新聞工作,深知實事求是地記載事實是新聞工作者的生命線。離開尊重事實這一條,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生命也就完蛋。所以,我完全沒有必要難造事實、撒謊造謠來自戕自殘。

張浚生先生認為鄧小平不會要求見李子誦先生,但當年北京來使的原話是:「到了北京,您要見什麼人都可以。」這句話分量很重,起碼李子誦社長即時的理解是鄧小平向他招安,所以他才有以下的反應:「即使見了鄧小平又如何?他能平反六四嗎?他不平反六四,那麼見了也等於白見。」如果張浚生先生認為我在說謊,那麼請他解釋來使這句話的含義。

張浚生先生認為我文中涉及她女兒的那一部分是「信口開河」。22年前兩個人之間的一次對話,如果一方否認了對話的內容,那麼另一方還能怎樣舉證呢?但是我必須指出,關於張浚生先生在「六四」開槍前對學生的同情態度,則金堯如和曾敏之兩位老總的回憶錄都有詳細的、相同的記載,我實在沒有必要為了證實他這種態度而刻意去「造」他的「謠」。我覺得,張浚生連「痛心疾首」這麼嚴肅的而又人所共知的政治責任問題,他都可以否認,更何這些小事?

歷史會感謝張浚生先生在關鍵時刻促成《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出台,因為這個社論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心聲,是對中共「一黨專政」的最有力的鞭撻。人們期待張浚生先生能夠學習曾敏之老總,在若干年後他認為適合的時候,能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擔這個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