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程翔於去年12月6日至10日於本版連載發表文章，曾敏之先生的回應刊於12月12日本版及2012年1月號《明報月刊》，張浚生先生的回應刊於昨天，本文為程翔對上述文章的回應。
對曾敏之老總聲明的回應
一‧曾敏之老總在沉默了22年之後，終於主動公開了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出台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對此我表示衷心的欽佩。
「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是中國當代政治史和中國報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四字社論，動員了香港百萬同胞走到街頭抗議中共當局的鎮壓，在當時起了足以比擬千軍萬馬的難以想像的威力。這四個字有力地鞭撻了策動鎮壓的人，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作為當時《文匯報》的一分子，我引以為傲。
這個社論之能夠出台，是集體心血的凝聚，既有曾老總的倡議，復有李子誦社長、金堯如老總的反覆推敲琢磨，最後還有張浚生副社長的首肯，才能夠出現。所以，這是集體努力的結果。
曾敏之老總的回憶錄本身，以及最近發表的對我的回應，都有力地駁斥了張浚生副社長推卸責任的企圖。這是曾老總這本書的歷史價值。
二‧曾敏之老總認為我在〈關於《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釋疑和辨偽〉的文章（以下簡稱〈辨偽〉）中有失實的記載，對此我願意一一澄清：
1. 他否認有去新加坡
可是，他的回憶錄的〈附錄一：曾敏之文學年表〉，在記載1989年的事時，說：「7月，辭去《文匯報》代總編輯、評委會主任委員及文匯出版社主編等職，離港經新加坡赴加拿大，在加寄寓半年多。」（回憶錄第494頁）他年譜這個記載，已經確認了自己曾經去過新加坡。
2. 他否認有接受潘惠蓮小姐的訪問
關於這點，潘小姐已經發表聲明，嚴正表示自己確有電話採訪過曾敏之老總。曾老總可以否認電話的簡單談話是「訪問」，但不能否認雙方確有過這次對話。所以我引用潘小姐的句子，曾老總不必認為這是我「良知」的失落。
3. 他認為我虛構了他找我提出除去《當代》顧問一事
曾老總說，他自己到加拿大後已經致電反對把他列為《當代》顧問，所以顧問一職「早已除名」，並指摘我虛構了他約見我提出除去顧問名銜的一段談話。
事實是：曾敏之老總掛《當代》顧問名銜，從1989年創刊號開始一直到1990年5月26日為止，這個事實，只須翻查《當代》版權頁即可知。他在1990年春自加拿大返港後找我談話表示有苦衷不能再擔任顧問，我向李子誦社長轉述他這個意見，李社長才作出以後大家都不當顧問的決定，所以從當年6月起，《當代》就不再刊登顧問名單。並不是曾敏之老總所說的在加拿大時就「早已除名」，所以我並沒有「虛構」他約見我的事實。
三‧曾老總解釋他「為何難釋懷」。
曾老總完全忽視了當時報社面臨來自張浚生「限期轉彎」的壓力，只憑他認為「李社長對《文匯報》有私心」的誤會來看待當時發生的一切事情，這樣看事物肯定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也是不應該的。作為後輩，我嘗試努力化解他的誤會，但如果他仍然「難以釋懷」，則我除了表示難過之外，再沒有什麼話可說。
對張浚生先生聲明的回應
一‧我在〈辨偽〉一文，指出兩個事實，即：
1. 張浚生先生批准了《文匯報》開天窗，並且由他在「痛心疾首」與「夫復何言」兩個選擇中，挑選了「痛心疾首」這四個字，但他卻在回憶錄中全面否認自己曾經扮演的角色。
2. 從張浚生先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他在明知中央「限期專彎」的方針是錯誤的情下，還強硬執行，終於導致《文匯報》事件，而在發生《文匯報》事件前，他早已在部署解聘李子誦、逮捕金堯如。
對於這兩個關鍵的歷史事實，張浚生在回應中都不願觸及，顧左右而言他，使這個回應顯得蒼白無力。
二‧張浚生不直接面對我所提出的事實，卻轉而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張先生的回憶錄詳細記載了他同素未謀面的羅孚老總的一些過節，只因羅老總一篇小品文質疑了他的文學水平，就被他辱罵為「出賣自己的靈魂」（第178頁），還念念不忘在十多年後要在回憶錄內花3頁紙的篇幅記上一筆，則其人之器量可知！羅老總質疑他的文學修養，就被罵「出賣自己的靈魂」，我質疑他的政治品格，當然就更是「墮落」了。
三‧在「六四」事件中，李子誦、金堯如領導《文匯報》旗幟鮮明地反對鎮壓，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所以我是義無反顧地支持他們，並且忠實執行他們交辦的一切工作。能夠在他們領導下參與反對這場鎮壓，我感到與有榮焉。所以，張浚生先生對我的責難，我坦然無悔。只是我希望他在責難我時，應該多一點提出事實根據，不要張冠李戴，更不要道聽塗說。
四‧在「六四」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反對鄧小平、李鵬等當權派鎮壓學生，這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包括中共黨內的開明人士在內，都會毅然而做的。當年的香港左派，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自覺地走到反對鎮壓這個立場上來。張浚生先生如果不是善忘的話，應該記得當年的報紙刊登了多少左派人士反對鎮壓的聲明廣告。我在〈辨偽〉一文中，指出「今天香港政壇很多響當當的左派人士」都有過這種要求獨立思考不再盲從的態度，這有什麼錯呢？他們很多人當年就是有參與刊登反對鎮壓廣告的。為什麼我指出這個事實，就變成「利用這次寫文章的機會，威脅他當年的一些朋友」？張浚生的「企圖威脅」之說，是否意味覑重提這些人士當年的正義行為，會給他們帶來政治打擊與秋後算帳？否則「企圖威脅」從何說起？張浚生先生的邏輯，恕我不太懂。
五‧張浚生先生指摘我編造鄧小平要見李子誦社長的謊言，以及我編造關於他女兒的謠言。
首先我必須指出，我一輩子從事新聞工作，深知實事求是地記載事實是新聞工作者的生命線。離開尊重事實這一條，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生命也就完蛋。所以，我完全沒有必要難造事實、撒謊造謠來自戕自殘。
張浚生先生認為鄧小平不會要求見李子誦先生，但當年北京來使的原話是：「到了北京，您要見什麼人都可以。」這句話分量很重，起碼李子誦社長即時的理解是鄧小平向他招安，所以他才有以下的反應：「即使見了鄧小平又如何？他能平反六四嗎？他不平反六四，那麼見了也等於白見。」如果張浚生先生認為我在說謊，那麼請他解釋來使這句話的含義。
張浚生先生認為我文中涉及她女兒的那一部分是「信口開河」。22年前兩個人之間的一次對話，如果一方否認了對話的內容，那麼另一方還能怎樣舉證呢？但是我必須指出，關於張浚生先生在「六四」開槍前對學生的同情態度，則金堯如和曾敏之兩位老總的回憶錄都有詳細的、相同的記載，我實在沒有必要為了證實他這種態度而刻意去「造」他的「謠」。我覺得，張浚生連「痛心疾首」這麼嚴肅的而又人所共知的政治責任問題，他都可以否認，更何這些小事？
六‧歷史會感謝張浚生先生在關鍵時刻促成《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出台，因為這個社論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心聲，是對中共「一黨專政」的最有力的鞭撻。人們期待張浚生先生能夠學習曾敏之老總，在若干年後他認為適合的時候，能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擔這個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