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異見作家余杰在本月十一日晚離開北京，直飛華盛頓，隨後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
他的著作《中國影帝溫家寶》數落中共領導，他也是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被中共視為眼中釘。
余杰出走後接受本刊電話專訪，細訴過去一年被中共高壓迫害，被大陸安全保 衞局（國保）連番恐嚇，若他堅持出版《劉曉波傳──黑暗最深處的光》，必定鋃鐺入獄。余杰坦言，坐牢與流亡，兩害選其輕。他選了後者，卻無怨無悔。「我是一個世界公民。正如德國作家托馬斯•曼（ Thomas Mann）所說的：『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
深藍的夜空趕走了血紅的黃昏。余杰偕同妻子和快將四歲的兒子抵美後，遷入華盛頓旁的維珍尼亞州北部一位華人基督教會朋友的家。余杰忙得喘不過氣來：上教堂做禮拜、拜訪教會朋友、會見國會議員，準備遭受折磨的資料，呈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接受《紐約時報》、美聯社專訪……還有，繼續筆耕。余杰表示，今年年中會出版《冷血暴君胡錦濤》，劍指中共首領十年施政。而籌備三年多的劉曉波傳記，兩個月後在香港發行。
流亡異鄉
余杰過去十年訪美十次，今次離開，他也不知道能否再回中國。「未來大概三到五年，都沒有辦法再能夠回去了。」余杰接受本刊電話訪問時說，「如果中國社會能夠向好的方向變化，劉曉波先生能夠被釋放出來，我當然會返回中國。但是，如果中國的情況一直都這麼糟的話，我就很難能夠回去。」
他以前沒有去國的想法，也曾對國保說：「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國，這說明我比你更愛國，無論這裡的環境如何惡劣，我就是要在這裡生活、觀察和寫作，努力推動中國的進步。」
但萬萬沒想到，兩年前《中國影帝溫家寶》出版，以及劉曉波獲獎，使余杰受到更嚴重的政治迫害，被迫遠走他鄉。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前夕，有份聯署《零八憲章》的余杰，被中共拿來出氣。當天下午，國保指領導要與余杰談話，余跟隨對方外出。「兩個彪形大漢衝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我的眼鏡，用一個黑頭套將我的頭套住，並把我拖上一輛轎車的後排」不久，他被拖住一個房間，「他們脫光我的衣服，將我赤身裸體地推倒在地上，瘋狂地踢打。在毆打的過程中，他們還拿出照相機拍照，並得意洋洋地說，要將我的裸體照片發在網絡上。」余杰在自白書寫道。最駭人的是，國保向他雙手施刑。「他們還強迫我攤開雙手，然後將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們說：『你的兩隻手寫了許多攻擊共產黨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斷。』」
一位國保宣布余杰三宗罪：「第一，這十年來劉曉波做的所有反動的事情，你都積極參加，你們都是帝國主義顛覆中國的工具；第二，你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好言勸告你不聽，就只能用暴力來對付你；第三，你還在寫作劉曉波的傳記，如果你要出版這本書，我們肯定把你送進監獄。」
對方接着說：「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們半個小時就可以在外面挖個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就在此時此刻，外國人在給劉曉波頒獎，羞辱我們的黨和政府，我們打死你來報復他們。」余杰被虐打昏迷過去，醒來發現身在醫院。他脫離生命危險後，四天後才放他回家。
去國長路
余杰獲釋後，屋外裝了六個閉路電視，六四、十一國慶等敏感時期更六次「被旅遊」，以免他在北京搞事。「我被帶到外地旅遊，我的妻子在北京，我的兒子在四川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我們三口人在不同地方生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余杰想繼續寫《劉曉波傳》，但連番被國保警告，他慨嘆：「連在海外發表文章的自由都沒有了，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如果連這點空間都沒有了，活着也差不多是死了那樣子。」
他決定走。去年中他向國保提出離國。直至秋天，國保說聖誕節以後，上級或會同意。他隨即打點準備，把藏書寄到美國。「十月九日，他曾來信：『目前仍然處於很不自由的狀態……正在爭取年底全家一起出國，結果如何仍然不知道。』」余杰好友、流亡德國的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憶述。
十二月初，余杰到美國駐京大使館辦理簽證，貼身跟蹤的國保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又買了三張飛華盛頓的機票。簽證人員對余杰並不陌生，余於○六年以家庭教會成員身份與總統布殊會面。但余杰向本刊堅稱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簽證，並沒有與大使館官員會面。
直到本月十日，國保批准他離國。當日早上十時，余杰被帶到一間酒店套房，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國保總隊隊長劉紹武見面。「這個人差不多是北京市的 KGB（蘇聯秘密警察）最高頭子！」余續說，「他正式說，可以走了。要求我給他們寫『保證書』，就是出國以後，不能從事政治方面的活動，不能寫文章批評共產黨。」
「第二天，他們派了五個人、兩輛車，把我們送到飛機場，一直送到登機口。」余又說，「國保也沒有說什麼原因讓我走。我個人分析，有可能是在十八大前夕，他們（中共）認為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果離開中國，對他們來說好處可能更大。讓反對聲音越來越小吧！」
北大怪才
九八年，余杰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年僅二十五歲出版了《火與冰》雜文集，對文學、文化、歷史和教育有尖銳如冰的批判，超越同代人的思想，一炮而紅，被譽為「北大怪才」。
早在九五年就認識余杰的杭州作家昝愛宗憶述，余杰還是本科生時，已經不時投稿給共青團主辦的刊物《中國青年》，更自資印書派街坊。
《火與冰》在同輩之中頗有地位，但是上一輩文壇名士卻看不順眼。在九九年，筆名「老俠」的作家和作家兼編劇王朔出版《美人贈我蒙汗藥》，其中狠批余杰：「我佩服他如此小就如此工於心計，學會怎樣出擊，該滅的是誰，該誇的是誰，對什麼人塞炸藥，對什麼人送玫瑰，心裡清清楚楚。」「老俠」的真身，正是劉曉波。
九九年底，劉曉波和余杰的共同好友、詩人廖亦武（去年已流亡德國）邀請二人吃飯，以釋前嫌。「見到了余杰本人，我們居然沒有論敵的仇視，甚至連第一次見面的尷尬也沒有。」劉曉波曾寫道。
自此劉曉波和余杰惺惺相識，他們有相近的志向，又嗜辣的食物，連特徵也一樣，二人都口吃。「劉霞經常打趣說：『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余杰兩年前一篇紀念劉曉波的文章寫道。
就連余杰的兒子滿月，也是劉曉波夫婦第一個上門探訪，劉霞還帶來一幅畫。「看到我們的孩子時，劉曉波立刻便像寶貝一樣抱在懷裡端詳。」余杰寫道。
○八年年底，劉曉波和余杰連同三百名知識分子成為首批《零八憲章》聯署人。「這十年以來我跟曉波可以說是朝夕相處。他所從事的這些人權活動，我差不多每一件都參與，我也是親歷者。」余杰說。
一見鍾情
《火與冰》不但成就了一段友誼，更成為余杰的紅娘。余杰的妻子劉敏，在大學修讀國際金融，九九年在江蘇一間港資企業工作。她閱讀余杰的《火與冰》後，非常感動，寫了一封信給余杰。「幾個月後，我出差到北京，我們第一次相約在北京大學的校門口見面。我們一見鍾情，他對我說：『你到北京來，我們結婚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說：『好！』於是我立刻回去辭掉了工作，隻身來到北京。」劉敏在一次信仰見證中講述這段相識經過。
浪漫過後，兩人要面對現實的種種。余杰在二千年發表的政治文章觸怒政府，被中央宣傳部解僱他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工作。余杰在北京沒有工作，也失去戶口，兩人不能註冊結婚。感情受到考驗。「我只能一個人在北京艱難地尋找工作。每天奔走在撲面的黃沙和煙塵中，上下班坐公共汽車往返，需要四個多小時。北京乾燥的空氣使我開始流鼻血。我們租住的民房經常停水停電，一切都舉步維艱。」劉敏寫道。
後來劉敏認識一位基督徒的南京大學教師後決志信主，余杰也成為基督徒，又觸動中央神經，三名警察找劉敏，劉敏憶述：「他們無恥地恐嚇我，建議我與余杰離婚，從此便可以過不用擔驚受怕的生活。他們還威脅我從此以後不得再參加方舟教會，否則就要製造我們夫妻的醜聞，牧師的醜聞，讓我們和教會都身敗名裂。」
余杰說：「我們兩個的價值觀和信仰都是一樣的，所以她可以說是無怨無悔的來支持我的事業和選擇。」
近一個月，大陸又再嚴厲對付異見人士，陳西、陳衞及李鐵被指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九至十年，是劉曉波被判入獄十一年後最重的判刑。正如那名恐嚇余杰的國保說：我們掌握反對共產黨、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不超過兩百人，中央一夜之間就可以活埋他們。或許，下一個會是余杰。余杰可以選擇出走，但百多個異見人士沒有選擇下，只能生活於惶恐中。
余杰身世
1973年 10月生於四川成都，父親是建築工程師。
1998年攻讀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出版《火與冰》，短短兩年間印行過百萬冊。
2000年中共宣傳部部長丁關根干涉，失去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
10月，在網站發表《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呼籲知識分子捍 衞言論自由，數十名作家發公開信聲援，《紐約時報》及《時代周刊》亦報導。
2001年與劉曉波一起推動「獨立中文筆會」，捍 衞作家之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2002年出版他與妻子劉敏往來的情書、日記為藍本的小說《香草山》，印行達五十萬冊。同年獲紐約萬人杰基金會頒發「萬人杰文化新聞獎」。
2004年與劉曉波計劃寫年度中國人權報告，警方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拘留兩人問話。
2006年 5月以基督徒身份到白宮會晤美國總統布殊，討論中國宗教自由、人權狀況等問題。
2008年協助劉曉波參與《零八憲章》聯署活動，該憲章於 12月
10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60周年時發表。
2010年 8月 16日《中國影帝溫家寶》在香港出版。
12月 9日，國保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前夕，向他施以酷刑。
2012年 1月在秘密警察的嚴密監控下登上飛機流亡美國，抵美後出席聽證會，講述他在中國被政府施壓。
《中國影帝溫家寶》節錄
「雖然不能像自以為懂經濟的朱鎔基那樣去清華大學當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但到電影學院的表演系當個系主任倒還是綽綽有餘的。」
──批評溫家寶與網民對話在做騷。
「既然你那麼熱愛民主，你為什麼將劉曉波和譚作人抓進監獄呢，他們比你更加熱愛民主並踐行民主，你應該將他們請到中南海來當你的老師才對。」
──批評溫家寶喜歡民主是空談。
「回歸以來，香港正在變得越來越像北京。北京的官僚文化和宣傳模式日漸侵入香港社會，逐漸由潛流變成主流，共產黨也由地下黨變成了地上黨。」
──讀後感：《文匯報》報導一間中學發起一人一信支持國家領導人工作，溫家寶回信勉勵學生熱愛祖國。
「溫家寶真的需要圍巾嗎？儘管金融風暴已經波及到中國大陸，『人民的好總理』感受到了刺骨的涼意，但總理夫人壟斷珠寶行業，渾身珠光寶氣，總理大人自然不缺圍巾戴，那麼總理為什麼又不戴圍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舊衣，以顯示『艱苦樸素』的作風。」
──溫家寶○九年一月到常州一技術學院演講，學生贈送手織的圍巾。
（ 2010年 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