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陶傑: 「工黨」之謎




香港有人籌組「工黨」,甚是有趣。

不要說本來已經有什麼「街工」、「職工盟」、「工聯會」,多一個山頭,完全疊床架屋,多開一個「工黨」,又有何理論支持?

首先是「勞工」( Labour)這個名詞,以及這個族群階級。「勞工」是二十世紀的過氣名詞,因為一百年前,工業機械發達,資本密集,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崩市,歐美銀行體制幾近破產,企業倒閉,大量失業,勞工問題方成為社會衝突,英國工黨首次執政,即在此時。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勞工」的定義和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變,引來新的問題,原因是一個字,叫做「地球一體化」( Globalisation)。

地球一體化,令商品和金融市場開放,促成更激烈的競爭。商品是勞工製造的,按道理,勞工和商品、金融一樣,也應該全球融會一體才對。但勞工既然與商品、金融一樣全球均衡互動,就不會加劇貧富懸殊了,但顯然,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

美國勞工統計局調查,二○○八年,一名中國產業勞工每月的工資,是墨西哥工人的六分一,更是美國工人的二十分之一。此一巨大差距,促成歐美生產線大量遷移中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國內薪酬加幅受壓,也就是說,人工加得少,因為中國製廉價貨品大量向西方傾銷,壓抑了歐美的通脹。

在二十世紀,基於此一懸殊,第三世界的勞工,早就千方百計的尋求出國了——五六十年代印巴和非洲前殖民地獨立,成千上萬貧民不想跟隨穆加貝、阿敏之類的民族英雄「當家作主」,移民英國,此為第一波。一九八九年蘇共和東歐垮台,歐盟一體化,大量東歐和阿拉伯裔移民湧入英國和歐洲做廉價勞工,此為第二波。
但隨着網絡高科技發展,勞工的遷移,特別是向歐美發達國家的遷移,在二十一世紀會更為罕見,因為商品生產線的機械搬到中國;而金融服務,又以「外判」( Outsourcing)方式,轉介印度和南亞——這兩大現象,都不需要貧窮國家的低勞力人口找上門來移民。

還記不記得十九世紀的賣豬仔華工血淚史?這樣的移民,早成為歷史,二十世紀,還有一點點,但到今日,不再有了。此所以英國的工黨,在貝理雅領導的時代,已經中產化、知識化,不再倚賴工會的努力,而向高科技和精英靠攏,這是英國政治家高瞻遠矚之處。

香港有什麼「工」黨?香港早已沒有了工人。如果香港的「漁農界」功能組別還在特首的選委會有六七十票是荒謬(因為香港新界石屎森林化,早已無人耕田),香港有幾個「工黨」或勞工組織,亦屬可笑。

因為「自由行」,香港的下層經濟只剩飲食、零售、酒店,侍應或售貨員,嚴格來說不是勞工,因為他們的勞力成本沒有導致確實的商品生產;大陸的富士康、芭比玩具廠,那裡才有勞工,因為製造出來的商品,直接輸出歐美和世界。消費經濟,不是一種生產( Productivity),而是泡沫。勞工並不是泡沫的製造者。

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城市,到底屬於歐美等「發達國家陣營」,還是中國非洲東南亞一類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很明顯,香港屬於前者,因為香港人像紐約人一樣,不事勞力生產,而可以享受大陸廉價勞力市場提供的資源。
但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即使沒有工廠和工人,卻早就打下了優厚的社會福利主義的基礎,他們的工會,是大陸市場開放之前、二十世紀留下來的殘餘組織,他們有民主普選,可以不斷脅迫本國的政黨增加中國入口貨品關稅,或是增加綜援福利。

歐美十年來銀行借、借、借,讓全民享受 Made in China帶來的低通脹、高福利,同時蒸發勞工人口的奇幻三重天,今日一覺醒來,自會爆煲。中國大陸的成本正在增加,西方資本開始撤退了,舊的挑戰尚未反應過來,對於香港,新的時代危機又掩至。

但香港呢?一無民主普選,二特府不可以對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種種競爭說半個「不」字,三不可以奉行歐美或澳洲那樣的福利主義。香港特區在中國與歐美這兩大板塊之間,捆得死死,處境是動彈不得。香港有大量非技術的酒樓侍應、公司售貨員、街頭經紀的泡沫消費性低收入人口,比起中國大陸,他們沒有真正的生產力和低成本優勢;比起歐美,又沒有龐大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來保障救命;但歐美又沒有「地產霸權」在後追殺,香港的經濟現實如履薄冰,民怨又怎不會沖天?

在這種局勢裡,多開幾個「工黨」當然只會招來中方的仇視和特府中環精英的嘲笑,但問題的根本,不是李卓人這幾個發起人,而是香港這個制度之空前畸形,十四年來,政治停滯不前,有一大堆「學者」,卻無人就香港在中國、歐美、第三世界這幾大板塊磨移——尤其是 Globalisation之成為神話又幻滅後——的處境與未來,有何獨到精警的理論。

不錯,這個問題,是要一點點理論的,不但「學者」,特府、中方,都一齊交了白卷。全世界都缺乏第一流的政治領袖,是缺乏想像力、缺乏創意、浪費和停滯的十年,特府的十四年又豈會例外?在這個時候添一個什麼「工黨」,又有何意義呢?